梦远书城 > 钱玄同 >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 上页 下页


  (Ⅱ)

  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要是不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挦扯”,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得“像杀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别国如何,我不知道,所以只好撇开,不敢妄有牵涉)的伪书和伪史实在太多,所以辨伪的书籍和议论也不少,自宋以来辨伪之学尤为发达。如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的专书;又清代官书《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也很多。这些固然都是治国故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辨明一首伪诗,一篇伪文,一部伪笔记,一部伪杂史,虽然警告治学的人们对于那些伪材料不可信任,很有益处,究竟关系还小。若辨明几部伪先秦子书,如《管子》、《商君书》、《尹文子》、《鹖冠子》、《列子》之类,自然较为重要了,但关系也还不算很大。这话怎讲呢?因为那些伪诗或伪笔记之流,大家本没有怎样看重它。有时候他们随便采用了,你若警告他们:“那是伪的,采用不得!”他们也满不在乎:“你既说采用不得,那就不采用好了。”讲到伪先秦子书,就稍微有点问题了。你说《管子》或《列子》等书,是伪造的,采用不得,他们就要迟疑了,因为若不采用《管子》或《列子》等书,岂非要抛弃一部分政治史料或思想史料吗?他们自然觉得太可惜了。但这还不打紧,因为先秦子书,他们看起来究竟不过是可爱的古书罢了。子书是自来被认为“异端”的(只有《孟子》除外,连《荀子》也要以“异端”论的),所以你说这是假的,那是假的,他们还不至于怎样生气;稍微明白一点的人,也还有肯说“某部子书是伪造的”这类话的。胡、姚之书和《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都是属于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惟姚书略涉于伪经,然不多,也太简略,但因此已经使妄庸人顾实大大的生气了!),所以我觉得虽然也很有用,但还不是最重要的辨伪著作。

  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也者。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因为信任“经”的缘故,于是认为“经”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学的,对于《尚书》的《益稷》(应该说《皋陶谟》,但《十三经》中的《尚书》是用伪孔本,将《皋陶谟》下半分为《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认为真是虞代文学了;对于《五子之歌》,认为真是夏代文学了。又如治历史的,什么伏羲画八卦呀,什么尧舜禅让啊,什么禹治洪水呀,认为是古代的真历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对于《周礼》,认为真是周代的官制;对于井田,认为古代真有那样的田制。其他如风俗、礼仪、神话、圣迹,凡“经”中所有的,或解经的先生们所说过的,一一皆看做最可靠的真史料,任意挦扯,尽力采用。——这种情形,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的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

  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我认为点印《新学伪经考》这类书,比点印《四部正讹》这类书尤为切要。

  但我说这句话,有些人一定要反对。他们以为像《新学伪经考》这类书,辨“今文”“古文”的真伪那是“经学家”的事,不治“经学”的人,不必去管这些问题。我以为这是极大的错误!“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为可信的真史料,孰为不可信的伪史料,岂可漫不考辨而随意的采用或随意的不采用!

  或谓:“子言诚是。但康有为不是很尊信今文经吗?他不是经今文学家吗?他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来辨古文经为伪书,他的话可信吗?公允吗?今文经真是真书吗?古文经真是伪书吗?有人说他是偷了廖平的成说,据为己有,有什么价值可言!”抱这样见解的人,我总疑心他没有看过《新学伪经考》;或者是虽然看了,但因为有怀疑今文经说或厌恶康氏的成见在胸,所以觉得他说的话总是不对的。我以为康氏政见之好坏,今文经说之然否,那是别一问题。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廖氏之书,东拉西扯,凭臆妄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的昏乱思想的代表,和“考证”、“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联接不上。康氏这书,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吾友胡适之(适)先生曾用很精炼的两句话来说明这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这书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耳。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辨,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新学伪经考》实在当得起这两句话。我们只能说,还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没有举发出来的;也还有极好的证据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时的粗心或武断,致语有渗漏,论有偏驳,我们应该匡正他的。总之自《新学伪经考》出世以后,汉古文经之为伪造已成不易之定论,正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出世以后,晋《古文尚书》之为伪造已成不易之定论相同。我们现在对于康氏这书,应该做程廷祚、惠栋、江声、王鸣盛、段玉裁、丁晏(均辨驳伪《古文尚书》而对于阎说有所修正者),不应该做毛奇龄、洪良品、王照(均替伪《古文尚书》辨护者),这是我敢坚决主张的。至于问今文经是否真书,这要分别说明。若对于古文经而言,当然可以说今文经是真书,因为今文经在前,古文经在后,而古文经是故意对于今文经来立异的。古文家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是这样:“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释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没有的书,而你所有的我却一概都有。”因为古文家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就上了今文家一点小当:今文经中汉朝人伪造的篇章,古文经中居然也有了,如《易》之《说卦》以下三篇和《书》之《泰誓》皆是。古文经,据说非得自孔壁,即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总之皆所谓“先秦旧书”也。先秦人用“古文”写的书中居然有汉朝人伪造的篇章,这不是作伪的显证吗?古文经对于今文经而立异,就是对于今文经而作伪。所以今文经对于古文经,当然可以傲然的说自己是真书;而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来斥古文经为伪书,是可信的,是公允的。至于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之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若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则绝对没有来议论今文经的真伪之资格!举个例来说:我们若疑今文家所言周代的典礼制度不足信,则应该根据尊彝铭文来推翻它,绝对不应该根据《周礼》来推翻它。据我看来,今文经中有一部分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这一部分只能作为儒家思想史的材料,而不能作为古代历史的材料。所以今文经即使全是真书,但决不能说全是史实。关于“托古改制”这一点,也是康氏所发明的,他有极精详的考证,在《孔子改制考》中。(《孔子改制考》一书,在考辨史料上,比《新学伪经考》更进一步,也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书,我希望方君暇时也把它标点印行。)——综上所言,我认为康氏说古文经为伪造,证据是极确凿的;他说今文经是真书,对于古文经而言,也很对的;至于今文经中有许多不能认作真史料的,康氏也已经见到,别有考证。所以我说康氏这部《新学伪经考》是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要籍。至于康氏尊信今文家言和他自己的“托古改制”的经说(如他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孟子微》等),还有他那种“尊孔”的态度,其为是为非,应与《新学伪经考》分别评价;《新学伪经考》在考证学上的价值,决不因此而有增损。善夫,顾颉刚先生之言曰:

  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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