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钱玄同 >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 上页 下页


  (I)

  康长素(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他这部书于公历一八九一(清光绪十七,辛卯)刻成木板,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但原本不久即遭禁毁,一八九四(清光绪二十,甲午),一八九八(清光绪廿四,戊戌),一九〇〇(清光绪廿六,庚子),三次被清廷降旨毁版,所以当时这书极难见到。一九一七(民国六,丁巳),康氏重刻木板,改名为“伪经考”,但这重刻本出世不过十来年,现在已经不容易买到了。

  这书刚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似乎是曾经风行过两三年的,但我敢说,那时读这书的人虽多,然懂得它的真价值的一定是极少极少。最下的,大概是因为自翁(同龢)潘(祖荫)当国以来,《公羊》之学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这书中的材料和议论可以作他们干禄幸进的取资罢了。稍高的,大概是看了这书力翻二千年来的成案,觉得新奇可喜罢了。最上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国势危殆,对于这位俊伟卓荦的康氏欲行变法维新之钜业,敬其人,并敬其书罢了。至于这书在考证上的价值,他们是不理会的;岂独不理会,恐怕虽在政治主张上极佩服康氏的人,对于这书也许还要说它是凭臆武断呢。我且拿皮锡瑞做个例。皮氏是当时一位经学家,而且是一位经今文学家,而且在一八九七(丁酉)到一八九八(戊戌)的时候,人皆目之为“康党”而大遭湖南的顽固党叶德辉等所排斥反对的。他的经学著作如《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王制笺》等,虽有些地方也略采康氏之说,但他对于康氏“壁中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这个断案,始终是拿住将信将疑、不敢质言的态度。皮氏且然,何况他人!甚矣,解人之难得也!

  在三十年前,对于《新学伪经考》因仔细研究的结果而极端尊信,且更进一步而发挥光大其说者,以我所知,唯有先师崔觯甫(适)先生一人。崔君受业于俞曲园(樾)先生之门,治经本宗郑学,不分今古;后于俞氏处得读康氏这书,大为佩服,说它“字字精确”,“古今无比”,于是力排伪古,专宗今文。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廿五日第一次给我的信中说:

  《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三月中又来信说:

  康君《伪经考》作于二十年前,专论经学之真伪。弟向服膺纪(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诸公书,根据确凿,过于国初(指清初)诸儒,然管见所及,亦有可驳者,康书则无之,故以为古今无比。若无此书,则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

  崔君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徵记》、《五经释要》诸书,皆引伸康氏之说,益加邃密。一九一一年二月廿五日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虽若“五德”之说与《谷梁传》皆古文学,“文王称王”、“周公摄政”之义并今文说,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之燕,非乘康君之舟车至赵,亦不能徒步至燕也。

  玄同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谒崔君请业,始得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国二),此三年中,玄同时向崔君质疑请益;一九一四年(民国三)二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

  我因为确信《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故二十年来对于青年学子们常常道及这书,认为这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一部要籍,无论是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都有读它的必要。

  但这书无论原刻本,翻刻本,石印本,重刻本,现在都是无法买到。空口赞美,画饼充饥,这实在是一件大憾事。两年前,吾友顾颉刚先生曾经把它标点一过,打算由朴社印作《辨伪丛刊》之一,因经费窘绌之故,一时尚未能付印。现在吾友方国瑜先生把它标点印行,这真使我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我因为二十年来曾将这书粗读数过,又得先师崔君的指导,不自揣量,妄谓对于这书的好处和坏处都能够有些了解,所以便不辞“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讥,自告奋勇,来写这一篇序。


梦远书城(guxuo.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