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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5)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48),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51)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53)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54)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55),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56),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57)(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58),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59)尼采的则只有半部,(60)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61),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62),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释】

  (46)“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118页注

  (47)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48)《文艺政策》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〇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49)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50)Hauptmann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Gregory夫人,格列高里夫人(1852~1932),爱尔兰剧作家。

  (51)《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52)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53)“方向转换”《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54)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55)“阿狗阿猫”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92页注

  (56)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

  (57)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发表的《东京之旅》。

  (58)《一周间》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一九三〇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59)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〇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60)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61)“严正态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62)《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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