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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署名明瑟。

  学生的请愿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的事件。对于这次学生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禁止请愿;十七日当各地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又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打伤百余人;十八日还电令各地军政当局紧急处置请愿事件。

  哀求国联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多次向国联申诉,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又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军队退入关内为条件请求日军停止进攻;十二月十五日在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时再度向国联申诉,请求它出面干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

  冯庸大学奉系军阀冯庸所创办的一所大学,一九二七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中大,南京中央大学。

  中公,中国公学;复旦,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亚,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中,上海中学;文生氏,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这些都是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

  

  

  

  

  

  

  “智识劳动者”万岁

  “劳动者”这句话成了“罪人”的代名词,已经足足四年了。压迫罢,谁也不响;杀戮罢,谁也不响;文学上一提起这句话,就有许多“文人学士”和“正人君子”来笑骂,接着又有许多他们的徒子徒孙来笑骂。劳动者呀劳动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竟又有人记得你起来。

  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们还嫌党国屠杀得不赶快,竟来亲自动手了,炸的炸,轰的轰。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而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也有这妙法,竟称不抵抗的顺从的党国官军为“贼匪”,大加以“膺惩”!冤乎枉哉,这真有些“顺”“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于是又记得了劳动者。

  于是久不听到了的“亲爱的劳动者呀!”的亲热喊声,也在文章上看见了;久不看见了的“智识劳动者”的奇妙官衔,也在报章上发见了,还因为“感于有联络的必要”,组织了“协会”,举了干事樊仲云,汪馥泉呀这许多新任“智识劳动者”先生们。

  有什么“智识”?有什么“劳动”?“联络”了干什么?“必要”在那里?这些这些,暂且不谈罢,没有“智识”的体力劳动者,也管不着的。

  “亲爱的劳动者”呀!你们再替这些高贵的“智识劳动者”起来干一回罢!给他们仍旧可以坐在房里“劳动”他们那高贵的“智识”。即使失败,失败的也不过是“体力”,“智识”还在着的!

  “智识”劳动者万岁!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佩韦。

  “协会”即“智识劳动者协会”,当时投机文人樊仲云等发起组织的一个团体。成员较复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于上海。

  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

  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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