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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4)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30)。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31)。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32)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33)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34)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43)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44)(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45),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注释】

  (30)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如其文学只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那么,我们可以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也可以了解无产文学是有它的理论根据;但是文学不是这样肤浅的东西,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如其‘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便是无产文学,那么无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

  (31)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32)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33)约翰孙(S.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家。出身于书商家庭,早年靠卖文为生。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英语辞典》,受到皇室的赏识,被授予政府年金。从此成了“名流”,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34)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35)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36)钱杏邨(1900~1977)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37)台明·培特尼(1883~1945)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38)《论翻译之难》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39)法兑耶夫(1901~1956)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〇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毁灭》。

  (40)格拉特珂夫(1883~1958)苏联小说家,著有《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41)“布尔乔亚”的恶意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42)亚历舍·托尔斯泰(1883~1945)、普理希文(1873~1954),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

  (43)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44)“艺术之宫”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45)“太阳”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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