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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时代(上)(3)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已经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宋朝的君臣,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费,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元气,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明的君主,但他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罢免了范仲淹等贤明的大臣,使得“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朝的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夫之)说得好: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公元1023—1063年),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边防,不整军备,不练士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用岁币换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百姓能免于战乱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完全放弃守备,大量裁减边防,使人心耗散、松懈到这种程度,后来的继承者就很难办了。每年向辽国输银五十万两,还俯首自称,这是送给友邦的礼物。对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礼相待,以奉送绢银的方式向他们乞求苟且平安,仁宗并不觉得可惜。那些执掌大权的臣子,辅佐皇帝的谏议官员,无论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总是一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样子,讨论一个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诈之徒放在那里,好像是天造地设不可侵犯的。国家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幸好没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十分强悍的人,还可以暂时靠贿赂免除灾祸。如果不是这样,则像刘六符这样的人虚张声势恐吓几声就吓得魂飞魄散了,那么,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卷河朔地区,并向开封、洛阳进发,他不成为另一个石重光的机会是多少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他的才志谋略,比王安石要低好几个等级,然而,已经因为宋仁宗的信任不专一,被人用离间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京城了。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抹稀泥,拾遗补阙,虽然有一些作为,但不能衡量他的根本,而只是强调他的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而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把火种放在堆积起来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于是就说很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正在做着的美梦,他们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之所以享受了百余年来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

  (前略)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死守着乱世的风俗习惯,竟然没有在亲友和群臣之间议论过。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出来处理政务,也只是讨论各部门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和学士、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一切听任自然变化的趋势,不强加主观的努力,所有的措施,名义与失效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了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视,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在里面;正确的议论不是不被采纳,但是邪说有时也被接受。用诗赋、背诵从天下的士子中选拔人才,却没有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举的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考核官吏的办法。监司不是通过检测观察得到的人才,守将也不是经过考察挑选的官吏,官职调动频繁,很难考核他的成绩,那些喜欢游说空谈的人,就乘机冒充好人混了进去。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能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能取悦皇帝而已,虽然有能干的人在其职位上,但也和平庸的人没什么两样。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有什么特别的救济抚恤,又没有安排官员为他们修整农田水利;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却并不加以整顿训练,也不派遣得力的将官,给他长期驻守边疆的权利。禁军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皇族中也没有教育、训导、选用人才的措施,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为标准,决定亲疏升降的用人原则。至于治理国家的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帝勤俭节约,而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发奋勤劳,国家却不强盛。好在不是外部敌人强盛猖獗之时,又没有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说这是人为的事,但也是老天帮忙啊!(后略)

  他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切实、明白的,而他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理由也都体现在这里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

  皇上难道能够永远靠天赐的侥幸获得安全稳定,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动员了三十六方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国的官吏没有一个发觉的。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兵没有敢抵抗的。……而当今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肯为皇上作长远打算,没有一个是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的。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从前,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得过且过,并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进行谋划,当时执政的大臣们,也都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的人。于是,社会风气败坏,礼义、法度被抛弃在一旁,从上到下都这样做,没有人认为是不对的。而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了将来国家必然会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状态达两百余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汉朝、唐朝、五代动乱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所造成的祸患。……

  宋仁宗的时代,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举国都是欢天喜地的,到处都在大唱颂歌,只有王安石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甚至不惜用晋武帝这样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担心中国再次沦落到被外部势力瓜分、侵占的灾难中。难道王安石是杞人之忧吗?其实,靖康之祸,王安石已经预先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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