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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时代(下)(1)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虽然是内忧外患,贫弱交困,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但是,作为若干世纪才出现一个的人才,又遇到一个想有很大作为的皇帝,他要拨乱反正,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几乎是易如反掌。然而看他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原因何在呢?显然是受到了朋党的拖累。宋朝的朋党之祸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却又滥觞于王安石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追述的。政党作为一种事物,产生在政治进化之后。国家产生了政党,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是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讳言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但是像宋朝的所谓党,和上面所说的政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以,我不能称它为政党,而只能用它的旧名,称之为朋党而已。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像汉朝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在此之后的党祸,像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其性质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无论聪明还是愚蠢,无论贤明还是不肖,都自投罗网,掉在那锅鼎沸的热汤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是士大夫们意气相争而已。推算宋朝朋党之所以特别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轻贱武将,二是由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造成的。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计抑制他的臣属,使他们不能凭借武功来自我炫耀,而有才华,有本事的人,势必都要走从政做官这条路。他把兵权、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众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其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手中。那些年老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来决定对他们的罢免和升迁,使其明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优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师来了。而宋朝的京师,又和当今世界上那些立宪国家有国会不大相同,可以让很多读书人在那里展示他们的才华,在这里可以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的人,不过两三个执政者而已。其次还有少量的翰林学士和御史纠察官员,作为执政者的后备晋升之人。这样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很少一些这样的位置,可以让读书人借此而建功立业,他们相互争夺,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宋朝这一代历史,说它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可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朝的朋党之祸,虽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86—1098年)闹得非常厉害,但它的兴起却在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两朝。宋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矛盾,这是朋党之祸的初始阶段。后来到了宋英宗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就使得朋党之祸更加铺张扩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疏批评时弊,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宰相一职,范仲淹只做了几个月,史书记载,他严格限制各级官员享受恩荫的子弟及亲戚的人数,对在职官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按优劣分别升降。他不分昼夜,为国家操劳,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阔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围又很广,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闹得很多人怨声载道。他还觉得自己不讲情面,考核官员的制度非常严密,不给侥幸者一点机会。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的论调也渐渐影响到了皇帝。反对党乘此机会,大肆攻击,不惜造谣中伤,使得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免。王拱臣公开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这种气焰和石介的诗,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不抬高范仲淹,贬低吕夷简的。当然,范仲淹胸怀广大,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绝不是吕夷简这种人能够相比的。然而,吕夷简也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贪恋权势,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说成是大奸大恶,那么,宋朝百余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把他们说成是大奸大恶吗?何况当时与吕夷简一起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看做君子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已然如此,这种风气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自然就有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怎样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后(公元1063年),没有留下后代,便过继了堂兄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赵允让曾封为濮安懿王,濮即濮阳,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下诏讨论如何举办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礼。朝廷之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争相哄吵,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之祸,到此时就变得极其严酷了。御史谏议大臣等请求杀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宋仁宗),甚至因为这样一件有关皇家名分的事,诋毁对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诬蔑欧阳修乱伦不耻之举。但当时因为“濮议”受到攻击的人,像韩琦与欧阳修,后世都被称为君子的。而因“濮议”攻击别人的人,像吕诲、范纯仁等人,后世也是称为君子的。宋朝朋党的真相,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了。这件事虽然好像与王安石新法的争吵无关,然而,作为一种现象,还是有相似之处。而且,在这里首先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后来首先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别人讥笑我离题太远,把欧阳修关于“濮议”的原文全部作为附件放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当时所谓士大夫中,其风气就是这样的。也就可以了解后来王安石的地位,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而新法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个“濮议”事件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其中都说:“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来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建议,不可行的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施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施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我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仍然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施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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