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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时代(上)(2)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银州(今陕西横山县党岔乡)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想要归属宋朝已经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定难节度留后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于是,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他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为这正是铲除西夏割据势力的好机会,就顺势将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遣官吏直接管辖这四个州,对那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也给予鼓励并重用他们。这样做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边民,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从而获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从此可以无忧了。在这里,宋太宗和赵普不过是沿袭了宋太祖的办法,决不肯把军队、财政、土地交给那些骁勇的臣子,结果使得李继迁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采用赵普的建议,重新委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又还给他,这简直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李继捧最终依附于北边的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终于称帝建国,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杀戮,不仅牵制中国(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从于北方的夷狄(对辽的蔑称),甚至以辽国为先例向宋朝索取岁币,而宋朝没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一个大国讨好一个小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西夏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相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有宋一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很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他们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其核心就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还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多了一些保险系数。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彼此都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可用,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赖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遗憾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公元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相当于公元995—997年),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其中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郊祀用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宋太祖开宝(公元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这年的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这十来年(公元1056—1067),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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