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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三、陆内阁变为赵内阁

  自唐内阁瓦解后,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到九月二十四日,乃以代理国务总理的内务总长赵秉钧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其他国务员一概仍旧,于是陆内阁变为赵内阁了。在否决六国务员的风潮平息后,同盟会已与他党化合为国民党;陆内阁变为赵内阁乃是国民党向北洋军阀停止进攻的表示,不惟停止进攻,并且希望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同化:这是忠厚老实的黄兴一种妄想,孙中山和宋教仁都不以为然。

  中山在临时政府北迁后,本想把政权尽让于袁世凯,而同党人不赞成,陈其美与黄兴的书中说:“……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当时革命党果采用中山的方针,不和袁斗,专事下层培养民众的工作,确是一个好办法。无奈政治欲最旺的宋教仁辈决不肯从;黄兴却也无可无不可,他把自己南京留守的职务呈请撤销,把所部的革命军队激以大义,不给费解散(因借款为帝国主义的银行团所压迫,遂发愤而为此举),以表示拥护中央的诚意(后来的新旧军阀再不能有此举动)。

  陆内阁的风潮发生以来,袁世凯屡次电邀孙、黄往北京调和党见,孙、黄因于八九月顷相继入京,袁世凯待以殊礼,又发布所谓八大政纲,说是与孙、黄、黎四人协定的。此时国民党已化合成立,党义主张新旧势力合作,所以孙、黄也极力与袁交欢。不过所谓新旧合作的精神,在国民党中孙与宋与黄各不相同。中山仍主张把政权让给袁氏,己则率其党员尽力于社会的培养开化,所谓二十万里的铁道政策,人家说他是放大炮(“孙大炮”之名由此始),在他是真实的主张:故中山的新旧合作是朝野合作。宋教仁的理想却不同,他是政党内阁主义的急先锋,尝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始能发挥责任内阁制度的精神,但不必出于己党。故他的新旧合作是总统与政党内阁的合作。

  黄兴的理想则太老实可怜了,他以为北洋军阀官僚的人士——世界上一切人士——都是和他自己一样的忠厚老实,只要列名于本党,便变成了本党的真实党员,因此逢人便劝加入国民党;他曾劝过杨度,又劝过范源濂,又劝过民主党的全部领袖(在民主党未合并为进步党以前),都不生效。一天,袁世凯向黄表示,想任沈秉堃(沈是国民党挂名的参议)为国务总理,承继陆内阁,但其余阁员仍旧。黄以商之同党,同党人因为沈虽挂名本党,与本党关系太薄弱,而其他阁员又不改组,不愿披这种政党内阁的空名,不若如袁之愿,让赵秉钧由代理变为实任。黄以此告袁,袁因提出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向参议院求同意,此时参议院国民党已有三分之二的议席(因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之故),共和党当然更不立异,所以安然通过。

  到九月二十四日,陆内阁便变为赵内阁了。这就是国民党向北洋军阀停止进攻的由来。但是赵内阁还不是国民党的内阁;因为忠厚老实的黄兴要用“化男为女”的玄想去化旧为新,便乘势遍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并劝袁世凯也来作国民党的领袖,说要如此,政府方有后援,政局才能安定:这确是黄兴忠厚老实的见解。袁世凯虽未加入,所有的国务员除了周学熙、范源濂二人及陆、海军两部长外,个个都填写了入国民党的愿书,名义上赵内阁变成国民党内阁了。当时讥讽国民党的新闻,说这不是“政党内阁”,实是“内阁政党”。但在黄兴的意思是想藉此图政局的安定。故他的新旧合作是最老实的新旧合作,是希望北洋军阀官僚与国民党同化的合作。

  当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同盟会的急进分子舍不得“同盟会”三个字的名字;与中山精神相近的人,则嫌把同盟会的精神主义软化了,也老不愿意;温和派“为淘汰流品及融合新旧起见,不能不有此著,若如今日(此指当时的今日言)往往以三数人牵及全体,后来者又显分畛域,颇有附骥之嫌”(此魏宸组主张合并改组的演说词语,见《远生遗著》卷二),故坚持改组采取温和态度,以避当时反对党的指摘;中山既取暂时雌伏主义,无心立即与袁宣战,对于改组的方针,故也取放任的态度。改组时的情形既如此,所以到改组后,国民党虽然说是成立了,依然有上述孙、黄、宋三种不同的所谓“新旧合作精神”。国民党的弱点便伏在此处,宋教仁的生命也便丧在此处,因为他的“新旧合作”只肯把正式总统让给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而内阁必操诸代表新势力的政党。到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战胜后,轰动一时的“宋案”因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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