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18)_陈寅恪

一一八

　　抑更有可论者。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份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径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己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牧斋既深知河东君“梦里”“愁端”两句所指之事实及心理，因和韵以宽慰之。

　　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实在其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新柳”乃指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之“新柳”，自不待言。“全身耐晓寒”，必非泛语，第叁章论卧子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句已略及河东君个人耐寒之特性。顾苓“河东君传”云“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题此传云“冬月御单袷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皆与耐寒之特性有关。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着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着单薄，则体热自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

　　茲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石头记第柒及第捌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案：此句用后汉书列传肆肆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卧子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

　　又温睿临南疆逸史下逸士门张白牛传略云：

　　张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钱塘诸生。鼎革后，弃诸生服，避居留下，卖卜自给，足迹不入城。破屋二间，败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读书。貎苍古，乱髯，声如洪钟。日吟诗，经史之外，释道三藏皆诵。冬衣一敝苎衫，服砒霜。问之，则聊以御寒。

　　寅恪案：白牛道者或即是张白牛，尚俟详考。但张氏冬日服砒霜以御寒，似可证知明季吴越间颇流行服砒御寒之术。且张氏之号与题河东君传之白牛道者实相符合，甚可注意也。

　　牧斋“新柳全身耐晓寒”句之意，尚不止摹写河东君身体耐寒之状，实亦兼称誉其遭遇困难坚忍不挠之精神，盖具有两重旨意也。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载于陈李唱和集，为崇祯六年癸酉早春所作，此诗后一题为“梅花”七律二首，当亦是为河东君而作。

　　又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载卧子于崇祯七年甲戌岁暮所作“早梅”一首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
　　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
　　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
　　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自注云“去年在幽州也”，盖卧子崇祯六年癸酉岁暮在北京候次年会试，此时颇多绮句，皆怀念河东君之作，第叁章已论及之。此诗之前为“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此诗后为“乙亥元日”，然则卧子“早梅”一律当作于崇祯七年十二月立春之后、除夕之前，正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庚辰冬作此诗之时节相应合。臥子诗云“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牧斋早梅之句及耐寒之语，疑俱与之有关。卧子陈李唱和集及属玉堂集久已刊布，谅牧斋当日必早见及，故用其“新柳”“早梅”两诗以为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言事，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

　　“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谓立春至立夏共九十日，皆为阳春，不可等闲放过。汤玉茗云：“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牧斋于此非独取以慰人，并用以自警矣。

　　抑更有可论者。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牧斋年五十九，卧子年三十三，依当日社会一般观念，河东君或尚可称盛年，然已稍有美人迟暮之感，卧子正在壮岁，牧斋则垂垂老矣。庚辰后五年为顺治二年乙酉，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年二十八，牧斋年六十四，河东君虽愿与牧斋同死，而牧斋谢不能。庚辰后六年为顺治三年丙戊，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河东君年二十九。庚辰后八年为顺治五年戊子，牧斋年六十七，河东君年三十一，牧斋以黄毓祺案当死，而河东君救之，使不死。庚辰后二十四年为康熙三年甲辰，牧斋年八十三，河东君年四十七，两人先后同死。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岁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因恐世俗斤斤于此，故取三人之关于此点者综合排比之，以供参究。寅恪昔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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