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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著述引诗(3)


  这是无语的隐语,所以“众怪不知其故”。又,解释入乐《诗》篇的意义的,如《礼记·射义》云: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采蘩》者,乐不失职也。

  这中间《狸首》篇是逸《诗》。

  汉人著述引《诗》之多,用《诗》之广,由以上各项可见。无论大端细节,他们都爱引《诗》,或断或证——这自然非讽诵烂熟不可。陈乔枞所谓“上推天人性理”,“下究万物情状”,以至“古今得失之林”,总而言之,就是包罗万有。春秋以后,要数汉代能够尽《诗》之用。春秋用《诗》,还只限于典礼、讽谏、赋《诗》、言语;汉代典礼别制乐歌,赋《诗》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诗》,范围之广,却超过春秋时。孔子道: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诗》教的意念的源头。孔子的时代正是《诗》以声为用到《诗》以义为用的过渡期,他只能提示《诗》教这意念的条件。到了汉代,这意念才形成,才充分的发展。不过无论怎样发展,这意念的核心只是德教、政治、学养几方面——阮元所谓政治言行,——也就是孔子所谓兴、观、群、怨。“温柔敦厚”一语便从这里提炼出来。《论语》中孔子论《诗》、礼、乐甚详,而且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好像看作三位一体似的。因此《经解》里所记孔子论《诗》教、乐教、礼教的话,便觉比较亲切而有所依据,跟其他三科几乎全出于依托的不同。汉代《诗》和礼乐虽然早已分了家,可是所谓“温柔敦厚”,还得将《诗》礼乐合看才能明白。《韩诗外传》八有一个《诗》的故事:

  〔魏〕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苍唐〕对曰:“好《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文侯曰:“《晨风》谓何?”对曰:“‘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自以‘忘我’者也。”(原无末七字。许维遹先生据《文选·四子讲德论注》与《御览》七七九补。)于是文侯大悦,……遂废太子䜣,召中山君以为嗣。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西汉王褒作《四子讲德论》,已经引用。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三列举“兴于《诗》”的事例,第一件便是“子击(中山君名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其次是周磐。《后汉书》六十九本传云:

  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

  《召南·汝坟》末章道:“鲂鱼頳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引《韩诗薛君章句》:“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周磐是“兴于《诗》”“而为亲从仕”(《纪闻》语)的。后世因读诵而兴的例子还有些,多半也是“兴于《诗》”;而以孝思为主。这些都是实践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可是探源立论,事亲事君都是礼的节目,而礼乐是互相为用的,是相反相成的;所以要了解《诗》教的意义,究竟不能离开乐教和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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