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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


  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古代诗史》附录之二,见《国学月报》3)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序文“汉末建安中”一语,只能证明焦仲卿是汉末的人,他们夫妇殉情是汉末的事,但不能证明这篇长诗是汉末的作品。

  第二,序文中有一个很大的破绽。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这是序文中告诉我们的,就诗中的叙事看来,他的确是庐江的土著。建安时的庐江,据李兆洛、杨守敬们的考证,即在今江西北部及安徽西南部。但后来他们夫妇殉情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尔雅》云:“华山为西岳”,在陕西中部。请问鄱阳湖边的焦仲卿夫妇,为何不远千里而葬于西岳华山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不通,便要连想到《清乐》中二十五篇的《华山畿》,而《孔雀东南飞》的真时代也连带的发现了。《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古今乐录》云云,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按此说吴兆宜《玉台新咏》注中已举之)

  第三,此诗带着南北朝人的口吻太多了,例如,“其日马牛嘶,新妇入青庐”。什么是“青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云云,“青庐”之为北朝结婚特别名词,还有一个旁证,《北史》卷八《齐本纪》下云云,“青庐”之名,便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

  第四,(诗中)所谓(龙子幡)也是南朝的风尚。《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云云,还有宋代的乐府,可做旁证,《襄阳乐》第二首云云。这不又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吗?

  第五,(梁任公疑心《孔雀东南飞》是六朝的诗,间接受着《佛本行赞》的影响)长篇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之类,在中国的确是凤毛麟角。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诗人不能了解叙事诗的性质。例如苏轼便很看不起《长恨歌》,怪他“费数百言而后成”,“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以为劣于杜甫的《哀江头》”。(司马光《迂叟诗话》)然而佛本《行经》及《佛所行赞》。(均在《大藏经》杂部)便是“寸步不移,犹恐失之”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亦然,他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这一点,我不能不说是印度诗人的影响。假使没有宝云与无谶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

  《孔雀东南飞》究竟作于何时呢?

  华山神女冢为宋少帝时事,少帝于西历四二三年即位,翌年去位。《孔雀东南飞》之产生,大约不能在此时以前。

  至于最迟的限度,自然是《玉台新咏》,《玉台》大约作于(陈)后主时。(考证从略;“大唐新语谓作于梁简文帝晚年”)徐陵死于后主至德元年,即西历五八三年,《孔雀东南飞》既(始)载于《玉台》内,必不能在此年以后。(节录)

  胡适《白话文学史》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凡是外来的宗教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

  第二,《佛所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旁”的话,所以陆先生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约即是丹阳县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刘大白《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黎明》十六期)我疑心《孔雀东南飞》中的华山,就是皖山。查汉末所置的庐江郡治,在现在安徽潜山县北面的皖城,《通志》说:“灊(同潜)山西北,一曰皖山,又曰天柱山。汉武帝南巡狩,礼灊之天柱山以代南岳,故一称霍岳。皖,霍,衡,(霍山因为代南岳的缘故,也名衡山)华,都是一声之转,所以汉末的庐江人,也许呼皖山为华山”。也许原文本作皖山,或霍山,而后来传写,讹为华山。

  张为骐《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一六五期:)与“神女冢”相关的是丹徒的华山,县志云:“华山在城东六十三里,即《乐府》所谓《华山畿》者。上有‘神女冢’。”

  “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

  《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引《世说新语·假谲》篇记魏武故事,亦用“青庐”之名。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于一篇诗里呢?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〇—五五〇)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有《艳歌何尝行》,《乐府诗集》载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这岂但是文字上的偶合吗?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依旧保留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按《采菽堂古诗选》云,“五里一徘徊用《艳歌何尝行》语,兴彼此顾恋之情”)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然而这十个字,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后必不很远。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两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的事。(节录)

  胡适《跋张骐为论〈孔雀东南飞〉》(《现代评论》一六五期:)“《玉台新咏》明明说此诗是‘古诗’。徐陵生于梁初天监六年(五〇七)死于陈末(五五六)。此诗若是齐梁(四七九—五五六)诗,何以徐陵要追称为‘古诗’呢?”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详尽地描写衣饰之类和叙述谈话,古代诗歌辞赋中,未尝没有,如《陌上桑》的描写罗敷,辛延年《羽林郎》底描写胡姬;(均见本卷)又毛诗《卫风·硕人》底描写庄姜,《鄘风·君子偕老》底描写不知名的卫夫人,有人说是宣姜。《楚辞·九歌》湘夫人底描写湘夫人神宫;至于《招魂》,《大招》,更是连章叠节地尽量描写宫室、玩好、女色、音乐、歌舞、饮食之类,而汉代辞赋中各种描写和叙述、谈话,也是很详尽的。还有,繁钦《定情诗》(见本卷)又是何等“寸步不移,犹恐失之”?(节录)

  《诗镜总论》 《焦仲卿诗》有数病大略繁絮不能举要,病一;粗丑不能出词,病二;颓顿不能整格,病三。尤可举者,情词之讹谬也。如云:“妾不堪驱使,——及时相遣归”,此是何人所道?观上言“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斯言似出妇口,则非矣。当“县令遣媒来”也,“阿女含泪答,——徐徐更谓之。”而其母之谢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则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强也。及其兄怅然,兰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说大义拒之?而云,“兰芝仰头答——那得自任专?”意当时情事,断不如是。诗之不能宛述备陈,亦明矣。至于府君订婚,阿母戒日!归之为计,当有深裁:或密语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则慷慨激烈,指肤发以自将;不则纡郁悲思,遗饮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晚成单罗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晻晻日欲暝,——蹑履相逢迎。”当是时,妇何意而出门?夫何缘而偶值?诗之未当情又明矣。其后府吏与母永诀,回身入房,此时不知几为徘徊,几为惋愤,而诗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从容摅写又甚矣。

  或曰:诗,虚境也,安得与纪事同论?夫虚实异致,其要于当情则一也。汉乐府《孤儿行》,事至琐矣,而言之甚详。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写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

  《古诗源》 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

  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冘慢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翦裁也。

  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固应尔耳。唐人(顾况)《弃妇篇》直用其语云,“忆我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别小姑去,小姑如我长。”下忽接二语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轻薄无馀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则。

  “否泰如天地”一语,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蒲苇”、“磐石”,即以新妇语诮之,乐府中每多此种章法。

  翁方纲曰:中间有于一气用韵之中,插入二韵三韵,以见音节促迫者,又有上下互相插应者。……盖古词音律,(有)不可以后人五言常体概论者矣。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说:“《焦仲卿妻》,又是乐府中之别体。意者如后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乎?”这句话很可信。我们看《焦仲卿妻》诗中,如“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如“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如“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辞气均与现在的大鼓书和弹词相同;而县君先来,太守继至,视历开书,吉日就在三天之内,以及聘物车马的盛况,亦均富于唱词中的故事性,末云“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种唱罢对于听众的丁宁的口气,与今大鼓书中《单刀赴会》的结尾说“明公听了这个段,凡事要忍心莫要高”是很相像的。

  《古诗选》 以理论之,此女情深矣。而礼义未至,妇之于姑,义无可绝,不以相遇之厚薄动也。观此母非不爱子,岂故嫌妇。承顺之间,必有未当者;织作之勤,乃粗迹耳。先意承志,事姑自有方,何可便以劳苦为足?母不先遣,而悍然请去,过矣。吾甚悲女之贞烈,有此至情,而未闻孝道也。曰“生小出野里”,曰“汝是大家子”;详女归十馀日,而便许它人,则其家为小家可知。哀哉,此女不生于大家,而不闻孝道之微也。

  府吏良谨愿,然不能谕妇以事姑,而但求母以留妇;不能慰母之心,而但知徇妇之爱。至于彼以死偿,则此不得不以死报。后此之死,死于此女既亡之后,诚无可如何也。抑前此“刑于”之化,犹有未尽乎?

  论诗本不宜言理,然此有系于风化,故偶及之。作者但言女自请遣,直笔自见矣。

  《杨维桢焦仲妇并引》 旧序言仲庐江小吏,汉建安时人。古辞凡千七百言。念嫌其辞过冗而情不伦,复述此辞。

  刘氏有好女,十三能织素,十五能箜篌,十六通书数,十七为焦氏妇,得意焦氏夫,失意焦氏姑,阿母谓阿仲,“汝去尔妇,尔妇自专不受驱!东邻有女如罗敷,吾与汝娶,如水与鱼。”

  “阿仲孝母复爱妾,爱妾爱必割;母命不可违斯须,仲去妇,无七辜,为吾谢外姆,破镜毋再合,断弦当再续。(平声)妇感仲区区,誓天日,不再家。(叶姑)君如磐石,妾如苇蒲:苇蒲绕石,石不为车。但苦亲父亡;父亡有暴兄(叶),暴若豺与狼。迫我再事人,不得留母堂。脱我旧丝履,重作嫁衣裳;腰袜绣华袜,耳著明月铛。团扇画双鸾,箜篌弹凤凰。羞若市门倚,使我掩面不得藏。昨日县令媒,云有第三郎;今日府君媒,云有第五郎。金鞍玉勒马,青雀白鹄(平声)舫:杂彩三百端,赉钱三万镪。(平声)妇不得却,惧违我暴兄(叶);宁违暴兄死,不违焦仲使意伤!矢我焦家一姓妇,不为他妇,食二家水浆!”

  开户四无人,投身赴沧浪。焦仲闻之裂肝肠,挂身一在枯枝桑。两家合葬庐水傍,暴姑悍,泪浪浪!

  王闿运《拟焦仲卿妻诗李青照妻墓下作》 (见《湘绮楼诗》第一卷及陈衍《近代诗钞》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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