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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学(6)


  六

  隋与唐初的散文,也和其诗坛的情形一样,同是受梁、陈风气的支配。杨坚即位时,有李谔者,尝上书论文体轻薄,欲图纠正,他以为:“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他便主张应该:“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缙绅,参厕缨冕。”还要对于那一类伪华的人,闻风劾奏,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但那一篇煌煌巨文,却如投小石于巨川,一点影响也不曾发生过。文坛的风尚还是照常的推进,没有一点丕变。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诸人所作散文,也并皆拟仿南朝,以骈偶相尚。至于由南朝入隋的文人们,像许善心、王胄、江总、虞世基等更是无论了。

  唐初散文,无足称述。四杰所作,也不殊于当时的风尚。六朝之际,尚有所谓“文、笔”之分;美文多用骈俪;公牍书记,尚存质朴之意。至唐则差不多公文奏牍,也都出以骈四俪六之体,且浸淫而以“四六文”为公文的程式,为实际上应用的定型的文体了。

  这时期可述者唯为若干部重要史籍的编纂。岑文本与崔仁师作《周史》。李百药作《齐史》。姚思廉次《梁》、《陈》二史。魏征编《隋史》。思廉、百药之作,皆为一家言。又有李延寿者,世居相州,贞观中为御史台主簿,兼修国史。本其父志,更著《北史》、《南史》二书。同时,又有《晋书》百三十卷的编撰,则出于群臣的合力,开后世“修史”的另外一条大路。自此以后,为一代的百科全书的所谓“正史”者,便永成为“合力”的撰述,而不复是个人的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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