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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佛教文学的输入(1)


  中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文学的输入——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四十二章经》——安世高、严佛调等——支谦与聂承远父子——南北朝佛教大盛的原因——这二百七十年间的翻译家——鸠摩罗什——昙无忏与《佛所行赞经》——佛陀跋陀罗——法显及其《佛国记》——拘那罗陀及所译《唯识论》等——佛典翻译的困难

  一

  中世纪文学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从佛教文学输入以后,我们的中世纪文学所经历的路线,便和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于有了许多伟大的翻译的作品以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的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最后,且更拟仿着印度文学的“文体”而产生出好几种宏伟无比的新的文体出来。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绝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关于佛教文学的影响,本章暂时不讲。我们在下文里将详述之。本章所讲的只是在六朝的时候,佛教文学输入中国的一段历史。

  佛教文学的翻译事业,总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翻译事业的开始,究竟在于何时,我们已不能知道。相传有汉明帝求法之说。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答楚王英诏里,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名词,可见当时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相传最早的翻译的书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但《四十二章经》只是编集佛教的精语以成之的,并不是翻译的书;其句法全学《老子》。这可见较早的介绍,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其文体也总是牺牲外来文学的特色以牵就本土的习惯的。

  可考的最早的译者为汉末桓、灵时代(公元147年以后)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严佛调等。安世高为安息人,支曜为月支人,康巨为康居人,他们皆于此时来到洛阳,宣传佛教,所译皆小品。严佛调则为最早的汉人(临淮人)译者,和安玄合作,译有《维摩诘经》等。到了三国的时候,主要的译者若支谦、康曾会、维祗难、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国人。

  维祗难是天竺人,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到武昌,与竺将炎合译《昙钵经》(今名《法句经》),用四言、五言的诗体,来装载新输入的辞藻,像“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明哲品》),都给我们诗坛以清新的一种哲理诗的空气。支谦译经甚多,影响很大,在其中,以《阿弥陀经》、《维摩诘经》为最重要。谦本月支人而生于中国,故所译殊鲜“格格不入”之弊。西晋的时候,竺法护是最重要的译者。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尝赴西域,带来许多梵经,译为汉文。《高僧传》说“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竺法护译文弘达欣畅,雍容清雅,未始非聂氏父子润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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