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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战争与农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国的农民运动方在萌芽时代,但已表现在国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广东国民革命军东江讨贼之役,开始得到农民群众援助而获成功。这一次京津战争,十余万国民军在京津道上鏖兵二十余日,对奉系军阀李景林作战,迟缓疲乏,久无结果。但一经农民之援助,几次得免于危险,并得克胜敌人,一鼓而下北仓,直捣天津。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中之作用,从此又证明一次;武力须得民众之援助始能战胜敌人,从此又证明一次。

  当农民正在前线援助国民军之时,国民军自己亦略有觉悟,但并没有真切认识结合农民之重要;所以前敌交通虽然隔绝,而从少数人口头里,露出些风声来,使城市的人民知道战区里农民帮助国民军了。这些少数人大概都异口同声地说:“得民者兴,失民者亡”,故国民军心胜。说这种话的人,很有一点“王者气概”。他们以为这是国民军“得民”,而不求知道这些人民为什么帮助国民军的原因;他们只以为冯玉祥将军个人的威与德,而不曾知道乡村农民之反对奉军,是全国革命民众已经组成的反奉联合战线。所以他们只把农民向兵士送茶水的事,认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到了最后,北仓攻下,天津亦克,而冯玉祥给鹿钟麟等的贺电,说:“此次剧战,乃皇天后土之灵,我将士之奋不顾身,……”这次京津战争与农民的援助国民军,遂成为一件过去的事实了。

  到底这些过去的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虽然一般新闻记者及其战地通讯员,不懂得农民的生活,不知道农民的要求,因而亦不知道农民在此次战争中情形的重大意义,但是下列的几件事实是不可湮没的:

  (一)杨村的铁道桥之两端,杨村的河中,及其附近,埋有许多地雷,是国民军开铁甲车直冲时所不能预知的。这些地雷,正是李景林役使农民所掩埋。农民痛李景林之横征暴敛与兵士之奸淫抢劫,所以聚众齐来拦阻国民军的铁甲车,而报告地雷掩埋之所在。结果国民军得以避免此次的重大损失与牺牲。

  (二)由日本人指导李景林军这次所掘的战壕,经营了几月,毫无代价的强迫农民充夫役,才筑了那样所谓“欧洲文明的”最新式战壕的“盖沟”。只有农民才知道这些消息,来告其内容强弱之点,说明内部可以用汽车交通,从农民家中抢了许多破烂衣裤垫了沟里,可以昼夜寝伏;最后,农民建议了用水决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国民军踌躇不肯采用时,农民却已自动的四出决水去了。最后国民军得以破胜盖沟,是得了农民的直接援助。

  (三)国民军进占杨村,重要的指挥机关与电台,均设于一处,但敌人从后侧张庄袭击,欲拆毁铁道,陷国民军指挥机关于核心,使进退之路俱绝。农民援助国民军,探得了国民军探兵所不能探得的消息,立刻前来告知,使国民军先派手枪队至张庄防守,击退了袭兵而得免于祸。

  (四)李景林军受日本人之指导,曾屡次乔装农兵,他们将农民的衣裤剥去,自己穿上,身藏手枪,在农村中潜伏,或作侦探,或竟聚而向国民军袭击。这也是由农民向国民军告知的,结果使国民军入乡村时,得以免掉被敌人侦探袭击的危险。像这样乔装农民作侦探的事,曾发现在许多村庄里。

  这以上不过是几件关于军事上的重要事实,此外农民直接援助国民军,使得军事便利的事,据亲眼见者所述还有许多。奉军在乡村中之骚扰,已迫得农民逃散,或用石与砖,把门户封闭起来。当奉军到乡村时,任意的直闯入农民家中去,强迫供奉,据农民自己说,好比供奉祖宗一样。吃的需要献出最好的;睡的地方须得让出屋里的坑;而且女人须得陪睡供淫乐啊!三两日后,到临走时,横蛮的兵士还要挑选一家的衣物择取最好的,携了去!

  农民归来了,当国民军占领了一个乡村之后,他们当初不肯归来,经国民党所派的宣传员解说以后,才欣欣然而归。他们呼那些宣传员为“老爷”。他们赞美冯玉祥,称冯玉祥为“冯爷”,或呼“佛爷”!但他们说,要看“冯爷”来了之后,能不能免除他们的苛税,并允许他们的团结。他们亦了解帝国主义之罪恶,因为曾亲见日本人之援助李景林。

  在战区里的农民,每天清晨有十人至数十人的队伍,出来打听战事消息的,那便是农民自己的一种组织。这样的队伍,无形之中为国民党宣传员之讲演而成了组织。他们齐来探听战事的消息,愿意知道国民军的宗旨与战争的目的,他们发问国民军对于农民有什么利益。每当讲演员说话未完时,他们的问题已纷纷的发出了。每一个问题,表示了农民对于政治的不满与自己经济利益危害之所在。他们对于讲演员表示十分的亲昵,愿意迎迓到家里去“供奉”,好慢慢诉说一切的痛苦。他们代散传单;他们每人要多得几份传单,好转送与别人看;传单对于他们好比“官厅的告示”,也好比新年时农民赴市集买回的历书一样——极可宝贵的,必须要看的。他们最欢喜能领得小册子。如若有“不识字怎样读小册子与传单”的问题,他们的答复便是:可以家去找识字的念来听。农村的识字者在此时也成为尊贵的人,与讲演员一般了。

  北方农民这样欢迎革命宣传员与援助国民军的情形,在这一次京津战争里,热烈的表示出来;同时,也就表示出农民的性质,与农民群众在国民革命中之作用。国民党的左派分子,现在已承认共产主义者根据事实并根据列宁主义的理论,承认了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认识了这种现象之重要。但是国民军自身还没有认识这个重要现象,所以他们暂时只有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观念,而卒之结论到“赖皇天后土之灵”上面去。国民军如若表示能懂得这件重要现象,且肯同情于农民便当立刻证明在两件事实上:

  (1)免除一切重租,苛捐,高利债与钱粮预征,严禁贪官劣绅鱼肉乡民;

  (2)许可农民协会合法的存在,绝对不得加以干涉。

  农民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有极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叛徒陈炯明却知道的非常清楚。陈炯明解散广东海丰农会时,曾对人说:“群众我是很怕的,尤其是农民,我从前在广西时几乎被乡民赶出来,兵力虽足以战胜桂军,而没法镇压农民,他们出没神秘莫测。”(见《向导》周报第七十期海丰通信)。果然,到后来陈炯明的命运结果于农民之手。东江之役,农民直接援助党军,所以党军才能直捣陈炯明的巢穴,使负固三年的反革命武力,至于大败而瓦解。

  当国内战争时,农民的田园,成了军阀武力肉搏之地。但若军阀虐待农民,则农民群众一面忍受,一面也想出方法,破坏军阀的武力,甚至出而解除兵士的武装。东江之役,国民党党军中一个前敌上的战士,写信给《向导》周报说:

  “……从前联军打东江的时候,一半由于不爱打,一半由于吃老百姓的亏;因为假若是时常抢他的,他撞着你正在作战时,便出来捣鬼。这次对我们真是顶好了。我们正在行军的时候,数百人一推一推的拥着看,有些弟兄拉不起东西了,便有愿意帮助拉的;前面是否有敌人,或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一一指点引路;我们能于黑夜中将五华城围得好好的,也就是因为老百姓的帮忙。沿路都有挑茶送水的,我们打仗饿了,有烧稀饭送来吃的。至于海丰(陈炯明的家乡)一带农民,原有农民协会,被陈逆解散了,现在都完全恢复。当我们到时,有好几村的农民都树起‘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子来欢迎的。偏僻乡村的农民,欢迎丘八如此热烈诚恳,怕是在中国从未看见过的了!”(见《向导》周报第百十期)

  在这次京津战争中,北方农民表现的现况,与广东的农民一样。北京的国民军,虽不如广东革命军,在革命的意义上有相等的位置,但是南北农民群众的要求与地位,则没有两样。北方农民于这次战争结束后其与国民军的关系,便要看国民军是否肯给农民以团结的自由,及免除苛捐杂税惩罚贪官劣绅等。国民军如若不能适应农民的要求,不仅维持不了“冯爷”“佛爷”的信仰,也许会至于“吃老百姓的亏”,——这都是极明显的理论与事实了。这些理论与事实,正是乡村里广大的农民群众,判断对国民军的关系之关键;同时,亦是国民军自己表现其政治性质时一件要素。国民军既不能组织或促成甚而至于表示赞助一个国民政府,而必须在北京城内组织各种形式的内阁;这许多许多的内阁,在目前的农民阶级还可以稍为放任与容忍,但是农民的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与经济利益(废除苛捐杂税等),却不能放任和容忍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署名: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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