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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当国际帝国主义者压迫一次中国的民族运动(如“五卅”事件),与国内军阀举行一次内乱的战争(如反奉战争)以后,我们便要提到民族革命的时期成熟问题。我们提起这个问题,是根据于列宁主义,根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革命问题之理论与实际。具体的说,我们要讨论民族革命成熟时期的条件。我们怎样根据列宁主义呢?

  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制度内,各种矛盾冲突的发展之结果,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于某一国,不过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首先在一国破裂罢了,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线,首先在一国建筑起来罢了。

  同样的理论与实际辩证到民族革命。所以我们以为,中国民族革命成熟时期的条件将是这样:一方面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崩溃,其前线破裂;而另一方面,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能够统一的集中的建筑起来,组织完成。

  我们现在要求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然后才敢相信民族革命成熟时期的不远。

  我们不应当惑疑现在政局之紊乱与迟缓;反之,这种紊乱的现象正表示旧政府的末运,而民族革命的新政治战线尚未建筑起来,正是迟缓的原因。革命是最大多数的、普遍的、统一的、集中的民众所组织之动作。民族主义的革命当然要从帝国主义锁链最脆弱的地方破围而出,从国内军阀官僚最弱的时期,开始爆发。但在这里要先有革命的雄厚群众势力之浩大集合。目前革命的实际问题,应当是追寻这条大道而工作。

  京津战争时,国民军军力之不集中与迟缓,并不是一件奇异的现象,而重要的事实乃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尚扶持李景林,及结果国民军得农民之援助而获胜。郭松龄现在尚未能驱走张作霖亦不是不可解的事,日本之进兵满洲引起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却是有大意义的。吴佩孚与李景林、张宗昌之联络,及长江流域军阀之变化,就是无足怪的,在他们只表演些直奉两系的悲欢离合,在革命势力下愈入于末路。至于北京城内的组阁补阁或摄阁,更无关于大体;那只是所谓实力派在革命民众前表现其政治性质而已。

  在革命民众之前,目击与身受的严重事实问题乃是:日本对于满洲的野心;列强对于沪案的混骗,与挟抗关税会议的抵赖行为;上海总工会尚未恢复,孙传芳对江浙的民众格杀勿论;萧耀南压迫武汉的市民;北京鹿钟麟依冯玉祥禁止民众运动——这是民众自己的事,这是关系于革命要讨论的每日的问题。民众的势力要从这些问题里发展出来,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要建筑在这些问题上。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到步法错乱的现象,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夕,这是列宁告诉我们的;依目前混乱的政局,我们就要振作预备于中国民族革命之前夕里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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