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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民主义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

  中国的事,闹到今天这个样子,在有心人看来,不由得不怀些悲观的思想。

  但是中国最大的病源,在什么地方呢?在军阀专横吗?在政客没有政治上的节操吗?在一般人民的智识道德过于卑劣吗?

  海陆军的官吏,不仅是中国才有。何以在各国不能成为专横的军阀,而在中国便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呢?法国的福煦、英国的邱区尔(现译邱吉尔),在四年的血战中间,克服了全世界震惧的强德。何以罢兵以后,全不闻他们干涉英法政治,而在中国则依人成事的曹锟,善于私战的吴佩孚,便会把持政局,玷污名器,全国怒目戟指而终于无可如何呢?

  政客没有政治上的节操,自然是可悲的现象。但是冀图毁法自便,卖身求荣的人,何代蔑有,亦何国蔑有?何以在别国别地,他们都能谨慎奉公,勉力为善,独于我们今天的政客,便这样从恶如崩的,令我们民族永蒙这种不可湔洗的污辱呢?

  人民智识道德,固然似乎中国人比外国人要低一点。但是所谓智识,怕亦只是说少认识几个文字,少看见几个发明物品而已。至于谈到世界知识,美国的中学生,亦有说朴荫开雷是法国艺术家的。西欧人民,亦有分不清日本与中国究竟是两国还是一国的。何以见得他们的人民智识便一定的比我们高呢?所谓道德怕亦只是说在公共地方不随便涕唾便溺,在女子面前不吸烟不说亵渎的言语而已。至于谈到犯罪的案件,不是伦敦纽约所发生的,比中国任何都会的数目更多,情节更重么?由此可知说他们的道德比我们高,亦不见得是什么可靠的话。

  然则中国怎样闹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呢?

  我们谈国家事的,不常仔细考究中国真正的病源,只知跟着临时发生的事变,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结果自己忙得发昏,终是一无成就。这种态度不改,真是中国最可悲观的事啊!

  有些人说,要中国好必须先要组织中国的国民好。所以要中国好不是靠政治运动,是要靠教育或其他社会运动。这样的话从厌恶政治的无识者说了出来,那些失败了的临时对付的政治家,亦跟着赞助提倡。于是这个谬论,居然支配了思想界三四年。

  若要国民都好了,然后有好国家,世界的国家,都应当一律像中国这样绝对的没有希望了。德国大败以后,游惰欺诈之风渐盛。日本最近地震火灾之后,都市中亦发生一些劫掠奸淫的不名誉事情。但是灾难以前,德日国势的鼎盛,不仍是这样的国民所组织的国家么?从德日的事例看起来,亦可知政治经济的紊乱,可以引起国民道德的堕落。所以要救这种道德的堕落,最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入轨道。忽略了政治经济,而希望国民道德增进,这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说,要中国好,必须先要大家谨守法度。要有法可守,亦要甘愿守法。但是这更是不着边际的话了。法不是自己能强迫人家遵守的。人亦不是几篇劝世文能令他甘愿守法的。在有些时候,人不肯轻易违法,这或者是出于不愿,或者是出于不敢。为什么中国今天的人,会失了他不愿违法的美德呢?又为什么他们很多人,都养成这种敢于违法的不良品性呢?

  约法等于弁髦了,又拼命的制宪法。一样的纸老虎,换一块招牌,便可以吓人了么?倒袁、倒段、倒徐、倒黎的功效,已经看见了。又拼命的倒曹、倒吴,一样的不彻底的努力,曹吴倒了便可以恢复国民人格,澄清政治局面么?甚至于唐绍仪王揖唐的和平会议失败了,张绍曾吴佩孚的庐山会议亦成废话了,来了一个“何东爵士”,提倡乞灵外人仲裁的什么和平会议,居然全国又复应之如响。中国的事,倘若能用这些敷衍对付的方法便可以解决,早亦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紊乱的了。无论你说什么中国的问题,总有他的根本关键。中国的问题,要有一个整个的解决。我们要探求他的根本关键,以从事整个的解决,方不愧为忠诚的爱国的政治家。

  年来最令人不满意的,是一般做政治活动的人,不肯自己明白的承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亦不肯发表一点系统的政治主张与见解。有些做破坏运动的革命家,除了打倒他运动对象的个人以外,不问他们的革命是为什么?所以他们革命成功了,只能为国民博取个暂时的高兴,实际的政治迟早终究落于反动派的手中。而所谓稳健的政治领袖,更只是依违于新旧两派势力之间,今天一个折衷办法,明天一个调停主张。他们纵然得意的时候,亦仅能帮反动派以排斥异己。结果他们自己片断的政见,终于一件实施不出来,而反转以白面书生被人家委弃只好以读书讲学掩饰自己的羞耻。

  我以为真是忠诚爱国的政治家,鉴于已往的失败,亦当从经验中间抽取些教训出来。从这以后,大家都要系统的为中国筹划,要有一些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我们在今天不应当真是以读书讲学不谈政治而自足,不应对于全国国民迷惑不知所从的时候,不出来作一个有力的指导,任凭一般偷惰不识大体的国民,日惟颠倒于《字林西报》、《密勒评论》等报的宣传当中。而对于无论是如何纯洁牺牲的国民奋斗,只知加以一些片断的冷嘲热笑,越分散了国人的注意力。我们不是伺候君王的臣子。我们不得志的时候,不是可以退而隐居,以等待“王如悔之则必反予”的日子。中国是国民的中国,尤其是那一般负有指导国民责任的政治领袖的中国。中国的安危存亡,这些政治领袖要直接担负一大部分责任。我愿意这些政治领袖,要自己十分注意他所站的地位。

  二

  我这一篇文,题目上已经写了三民主义四个字,自然是为讨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而作的。我们谈到民国十二年的扰乱,国民党对于国家自然有他所负的责任,国民党标了三民主义的口号,但是可惜据孙中山先生屡次的演说与著述中看起来,许多党员仍是很忽视他的。中国的政治运动,每每是无主张的运动。有主张的,只有孙中山以一种主张作党的口号的,只有国民党。但是可惜这个主张,始终不曾受国民注意,乃至不曾受自己的党员注意。这真是中国最不幸的事情。

  我对于三民主义,以前亦是与许多人一样的忽视。因为我们常常的想,孙中山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是一位理想派,是一位空想家,说坏一点,他的一些主张只是吹牛而已。一般人像这样看孙中山的,实在不少。我记得前几年,便有人说,美国一个威大炮,中国一个孙大炮。又如国民党的人,亦常说,中山理想,克强实行。(见陈其美致黄兴书)可见批评中山的高远不切事情,简直是海内的公论了。

  不过令我们不能不惊讶的,民国到现在十二年了。孙中山的理想的空想,我们是向来置之不问不议的。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黄克强,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再进一步,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梁启超汤化龙,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再进一步,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徐世昌黎元洪,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再进一步,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袁世凯段祺瑞,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我们说孙中山不了解国情,倒反说在横恣无理由的军阀之下,制定国宪省宪,这是了解国情的人所做的事么?倒反说在卑鄙贪婪的官僚之中,主张改良币制,整理财政,这是了解国情的人所做的事么?倒反说在窘迫救死的民众之中,提倡道德,讲求学艺,这是了解国情的人所做的事么?究竟谁了解国情?谁能有一个彻头彻尾切实可行的主张?这怕不容用我们的俗见来判别罢。

  我们说孙中山是理想是空想,不过因为他的话有些惊世骇俗。但是惊世骇俗的民族革命,不是经他的提倡,而已经成功了吗?天下最大的空想家,莫过有我们五体投地的孔夫子。他宣传的三王之道,两千多年没有看见有一点成绩。但是因为他的话平淡无奇,我们便宽恕了他的空想的罪。独至于稍有耳目不甚驯习的主张,纵然明白的行之有效,亦概以笼统的理想空想几个字骂倒他,这是什么评论的方法呢?

  近几年来,因为孙中山革命奋斗的人格,渐感动了一般爱国的朋友,因之大家比较稍尊重他的主张。但是我看许多人仍然逃不出两个态度。一个是置之不论不议,一个是自命为表同情而说不出他所以表同情的理由来。一本梁漱溟的东西洋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了,会博得许多人的赞赏与批评。一本建国方略的发展实业计划出版了,许多人读都不能读完,所以他内容说些什么,大家都不了然。未必发展实业计划,是比梁漱溟的著作,更理想更空想一些吗?一国的人,专喜欢谈许多不着边际的文学哲学,而怕听任何切实的具体的政治计划。不自己谴责自己的爱耽空想,而反以空想的头衔,送于贡献切实具体的政治计划的人,这真是怪事了。

  还有些人,他愿意信无政府主义,愿意信马克思主义,愿意信其他任何舶来品的主义,但他不愿理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他们说,这是外国所未闻,而不伦不类的。不过他们不想无论什么主义,是要切合中国国情,可以切实在中国实行的。那些舶来品的主义,能够合这种条件么?三民主义是否有一顾的价值,应当从他是否合于这种条件的上面去判断,不能问是外国所曾有或外国所未闻。至于谈到不伦不类,更是有些笑话。以工团的主义比别的主义,亦可以说是不伦不类的。以基尔特主义乃至一切为特别国情所产生的特别主义,比别的主义,亦都可以说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相信一种主义,只是要他能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问题。人家的主义伦不伦类不类,于这主义本身的价值有什么相干?

  在近几年信无政府主义的人,亦自己觉得鹄的虽然悬得很高远,究竟自己没有可以实现这鹄的的把握了。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亦知道中国产业不发达,有与民主革命结成联合战线的必要了。一般制宪派,护法派,武力统一派,联省自治派,只要是真诚的爱国者,亦都觉得条条尽是不通的死路,而不自信他所主张的是救国的有效方法了。这正是我们平心静气的考虑三民主义价值的时候。这个主义从来没有受过国民大家的考虑。他的价值,我们不应当卤莽的便估定他。

  我实在不配来批评估量三民主义的价值。我这一篇文亦不过从我的眼光所能见及的而陈述,我对于这个主义的意见。我只希望由这引起大家研究的兴味而已。

  三

  要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须知孙中山的意思是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主义的。孙中山之所以革命,是为的要实现三民主义。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孙中山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三民主义非革命是不能实现的。

  为什么必须要实现三民主义呢?因为民族不强,则国势危弱;民权不昌,则内政紊乱。民生不遂,则祸乱永无停息。中国的人民深中了好静恶动的毒,最怕听革命两个字。一听见革命,便联想到战争屠戮,以为尽天下之悲惨莫过于此。但是当真革命是这样可怖,而不革命是这样和平有幸福的生活么?

  中国由君主变为民主,革命的期间,不过一百日。俄国由克伦斯基政府变为劳农政府,革命的期间不过四日。(十一月四日至七日)德国由君主变为社会民主,革命的期间不过八日。(十一月三日至十日)所以革命绝对不便是绵延的内乱。凡一个革命的成功,是靠民众不约而同的赞助。所以革命时期,并不需要几多战争屠戮。我们以为革命便等于战争屠戮,这一半是由于心理上偷惰的苟安,一半是由于把革命以后绵延的内乱,与革命混为一物了。我们须知革命以后固然有时会发生绵延的内乱,但这种内乱,不一定要革命才能发生,革命亦不一定便发生这种内乱。民国十二年的内乱,稍知道世界经济生活交互间影响的,都可了然其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革命党所应负的责任,只是革命成功以后,不能握取政权,切实预谋消弭的方法。结果政权仍完全落于反动者的手中。革命成功以后所以到这田地的,自然应责备革命党。但责备他们的,不是说他们不应革命,只是说他们不应不明白了解为什么要革命。

  有两件事是同样的错误。第一件不注意现在政治界的实力派是什么人,不注意这种人的实力是建筑于什么基础上面,而但知发表些条陈式的零碎片断意见,以徼幸冀其采用,这是错误的。第二件不注意为什么要革命,不注意革命成功以后要做什么事,而但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以冀把天下打倒不完的坏人一齐打倒,这亦是错误的。

  无论我们有什么主张,第一件事总是要消弭内乱。但是内乱怎样能消灭呢?靠几篇劝世文可以希望他的消灭吗?靠几次应酬式的和平会议,可以希望他的消灭吗?我们要消灭内乱,还是要先问内乱之所由起。内乱不是少数奸人所鼓动得起来的。没有多数无业的人,便没有这多甘于忍受拖欠饷项,甘于冒犯锋镝危险,以苟延其目前残喘的士兵。亦没有这多甘于度流动不安定的生活,甘于供奔走唆弄的役使,以苟谋其朝不保夕的荣华的策士。现在拥重兵主持内乱的,固然有几个足智多谋的野心家。然而亦不少庸懦无能的幸运儿。他们其实有何能力,驱遣天下文人武士。不过因为这般文人武士,无业可求,甘愿捧戴一个渠魁,以各创造他们自己的天下。所以他们这些军阀,才一个个的应运而生,我们现在只知道要消弭内乱,须打倒军阀,不知道要打倒军阀,还须要解决军阀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样所以闹了几年打倒军阀,军阀却只看见一天天的更专横了。

  我们常常骂一般策士军人,甘有游手偷惰,以供这些军阀役使。但是我们不想在我们今天外资压迫,百业凋弊[敝]的情形中,海关报告册每年输入超过输出常在银二万万两左右。我们试想这每年超过的二万万两,尚未必是外人将吾国的钱财囊括而去,吾国内生产事业却被外人所排挤,而有生产二万万两价值物品的农人工人,因而失去他的职业。这些农人工人有什么新的事业,可以消纳他们。你怎怪他们要去当兵?因国际贸易所引起的物价增高,因赔款或借款付息所引起的国民负担加重,因内乱所引起的生活不安,使一般国民的生活程度升进,而百业不兴,处处都呈人浮于事的情形。你怎怪他们要去伺候军阀,怂恿他们,帮助他们,做一切自己亦说得汗颜的事情呢?

  我们只知道骂人家捣乱,却不留心眼前中国人有许多非靠捣乱,已经得不了生活。捣乱的其实岂是只军阀。政界的某某系,学界的某某派,许多都只是赤裸裸为饭碗竞争所组织的捣乱团体。近年常常发生的政潮学潮,固然有时托辞于国家的利益,青年的幸福。但是即令提倡这些政潮学潮的人确实有些是由于这样愚拙的诚心,然而他所以能得许多人为他呐喊助威的,一大半仍是那些人希望从这里为他们自己求一条生路。现在事实是很显明的。生活的费用,日益腾贵了;生活的路径,日益狭窄了。然而人终不能静默的以等候饿死。不给大家一条正当的生路,总不能希望他不捣乱的。谁曾注意怎样去给大家一条生路的么?

  我们每每发生了误解,每每以为中国的祸乱,全是由于中国生了一个袁世凯,一个段祺瑞,一个曹锟吴佩孚的原故。所以我们想把袁世凯打倒便好了,把段祺瑞曹锟吴佩孚打倒便好了。其实袁段曹吴有什么本领,能造成中国的大乱。中国的大乱,又岂是打倒了他们所能平息。要平息这个大乱,必须要给大家一条生路。这令我想孙中山谈建国方略,最注意大规模的发展实业,为确有独到见解的地方。

  但是要大规模的发展实业,仍是要把这些为发展实业障碍的军阀先打倒。那便是说要革命。丢了革命而想发展实业,那是做不到的。中国是因为在外资压迫之下,所以国民经济窘迫到这样。希望今天军阀的政府来发展实业,他把这比起他的招兵买马以保守地盘,是很轻不足论的。希望私人资本家来发展实业,姑无论这种办法将来发生影响的好坏,事实上亦是不成功的。许多有钱的人,全没有企业的雄心与知识。少数能企业的,又资本薄弱,敌不过外资的排挤。去年川江日本轮船开始航行的时候,外国轮船先后拼着减少乘费与运费,结果中国商人经营的轮船公司,便撑持不住了。全国最大的资本家穆藕初君,听说亦曾对人沥[历]数他们身受外资压迫的苦况,这很可以证明要求免于外资压迫,非由国家经营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不可。我们要唤醒一般国民,唤醒一般无生路的国民,我们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以打倒军阀建设可以用国家力量大规模发展产业的真正民主国家。我们必须为这革命。亦必须是为这革命。革命的恐怖,是无理由的。我们除了革命,不能使大家有生路。但是空空一个革命的成功,是不足欢慰的。革命是排除障碍。排除了障碍,须得即时进行我们正当的工作。一个革命党不知道我们正当的工作是什么,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盼望的。

  革命亦不仅是要发展实业,革命后的政权非有直接民权的政治组织,是不能巩固的常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的。而且革命后非打倒外国政治上经济上所加于我们的压迫,以恢复为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我们的目的亦不是能够得到理想的完成的。这便是孙中山所曾说的三民主义。这便是孙中山所以希望用三民主义救中国,所以希望大家起来为三民主义而革命。

  许多人知道尊重孙中山的人格。但我可以说,孙中山如有可贵的地方,必定不是在他人格的一方面,而必定是在他主张的一方面。一种相当的人格,段祺瑞亦有的,黎元洪亦有的。只是一种贯串破坏建设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却只看见孙中山能具有这个。一个人的人格不一定能救国。若是一个人是执拗的,庸弱的,他纵然是好人,有时反可以把国事办坏。我们尊重孙中山,只是因为他的人格能辅以系统的切实的主张。所以觉得或者他是国民可以托命的人。

  但是信仰孙中山,不如细细的研究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为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而革命。现在许多人都相信革命是不可少的,中国的破坏建设需要一个切合国情的系统主张。然则为三民主义的革命,与革命的三民主义,究竟是不是正合中国之所需要呢?

  四

  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具体的说起来,民族主义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是要采取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民生主义,是用各种社会政策发展实业,而同时以限制私人生产事业,预防贫富不均之弊。我们先研究他所说的民族主义罢!

  据孙中山所常说的民族主义,似乎偏重了国内民族的同化,而忽略了国际间中华民族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但是孙中山已经说过“民族自决,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又说,“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决不能为非中国人所宰制。”又说,“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决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由这些话看起来,可知孙中山所谓民族主义,不仅是说的汉族要反抗满族的宰割压制,中华民族一样的要反抗东西各国的宰割压制,孙中山的奋斗,为的是要中国独立自由。所以要对内,都是因为要对外,孙中山并不曾像别的人,因为对内的战争,忘记了外国加于我们的苦痛。这是所以外国的政治当局,忌妒妨害孙中山,不愿使他成功的原故。

  中国非扫灭内贼固不能反抗外侮。然而中国亦非能脱离了外侮,不能永绝内乱的根株。外国宰割压制我们的人,只愿我们永远的不能兴盛,使我们产业凋弊[敝],永远为他们商品的大销场。使我们财政紊乱,永远为他们借贷的大债户。他们这几年,一方对大家说限制军火入口,然而一方容许他们的军舰,他们的教士,商人或其他无赖,私地贩运军火,售卖南北军阀以及各地土匪,酿成中国今天这样的战乱。他们只知说他们希望中国统一和平,然而他们在各处挑唆播弄,惟恐中国有一天的安定。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们对于中国的存心,亦便可以看见中国有企求民族完全独立的必要。

  他们要唆使国内各民族脱离中央的统治,他们自然亦没有为各民族利益的真心。他们只是要把中国捶碎为数多小国,使他像巴尔干国家的互相倾轧,以便他们渔取利益,或甚至于相机吞啖,像日本人吞啖朝鲜一样。我们还是应当承认,我们愚昧的官吏,奸猾的商人,有时候待遇满蒙回藏各民族,态度很不合当。其实这决不是汉族虐待别族。这种汉族中愚恶的官吏商人,他们敲吸剥削汉族的平民,与他们敲吸剥削各民族,丝毫没有两样。我们要革命,便是要打倒这种愚恶的阶级。我们不是仅为汉族的利益而革命,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亦不仅是汉族所应做的,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

  全体中华民族,都是一样的需要脱离外族或不良的治者阶级的敲吸剥夺。所以我们是联合作战的团体。我们不同民族的平民,不应当轻易的分离。我们的分离,是我们仇敌的幸运。我们要打倒不良的治者阶级,因为他敲吸剥夺我们,更勾结了外族来残害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最后最大的目的,是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我们不是说要排外,孙中山先生是最愿与外人联合起来发展中国实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是为全世界人的利益,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不是专为外国的利益,而提倡的什么门户开放主义一类的话。

  孙中山的念念不忘民族主义,这是孙中山的热诚爱国过人之处。我们知道民生的不遂,是由于外资的压迫,民权的不昌,是由于私售军火所助成绵延不绝的内乱。那便可知民族主义的革命,并不因排满成功而完成了。真诚爱国的政治领袖,谁注意中国还必需要民族主义的革命呢?

  五

  再谈民权主义,那便孙中山的学说,更有注意的价值了。

  第一,有些人看见共和政治的现象太糟了,便要说孙中山等做事太卤莽。国民的程度不够,如何能建设共和政治呢?说这话的人,自以为很聪明。但是这如何能归咎孙中山?孙中山的方略原分,第一时期为军政时期,第二时期为训政时期,第三时期方才为宪政时期。孙中山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未尝以为然。他一则说“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张,而只采予约法之名,以定临时宪法。以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跃可几。”(见孙文学说第六章)再则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见五权宪法演说稿)。从这些话可见像今天这样的中华民国,大非孙中山的初意。孙中山所谓训政时期,换句话说就是革命政府采用开明的迪克推多制。那时候亦有约法,但约法是由革命政府颁布施行的。那时候亦应采用共和政体,但人民必须有先知先觉的革命政府以教导他们的。我们试看孙中山所谓建设共和政治,何曾不顾及国民程度的问题呢?还有可怪的我们恶闻孙中山训政之说,却偏又欢迎所谓开明专制,以为究竟系不易之论。训政与开明专制,从表面说,应当是一样的事。何以一个主张便赞成,而一个却偏要反对?再进一层,孙中山更说得好,他说“开明专制者,即以专制的目的。而训政者,乃以共和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别”。我们更执何种理由,于一个以专制为目的的主张便赞成,一个以共和为目的的主张却偏要反对呢?

  第二,有些人看见国会太糟了,便要说代议政治在中国不适用。还有些人不愿意说代议政治不适用,他们便只是痛诋国会,或者要解散国会。其实他们这些话,何曾是一个什么彻底的办法?中国不用代议政治,国事便可以不糟么?然则满清没有国会,何以糟到简直自己站脚不住?痛诋国会,国会便可以悔过么?光园的叩头,五千元的卖身券,何曾因为清议有一点改变他们的行为?解散国会,另行选举,便可以有好的希望么?不合法的安福系甘于做猪仔,合法的民六议员,仍甘于做猪仔。再来的议员,谁敢担保不亦要甘于做猪仔,有什么理由可以担保他们不做猪仔呢?在这一点,我们试回头再看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的主张,有三个重要点。第一点孙中山并不是说革命以后便应组织这种国会的。他所谓训政时期,是说最初要建设地方自治,以一县为自治单位。这种事是于每县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便要根据于革命政府的约法,而开始创办的。他说这种县自治要三年期满,乃可以由人民选举其县官。否则要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后乃可以由人民选举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达完全自治者,乃得选代表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由五权宪法然后有所谓立法院。由这说起来,现在的国会,根本是不应当存在的。第二点,孙中山并不曾主张国会应当有像今天这样无限制的权限,他所谓立法院,是由国民大会所定宪法而产生的,他对于国民大会负责任。他是主张五权宪法的。他主张总统是由各县人民投票,不由立法院选举。他主张国民对于议会不提的议案,可以用直接的创制权,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对于议会议决的不良议案,可以用复决权,以公意起而废之。这样议员的权力,便很有限制,自然做不出今天这些怪事了。第三点孙中山对于议员的被选与撤消,都是主张有一定取缔方法的。他主张议员与行政司法官吏,一样的要经过考试,不能代表人民意思的议员,人民是可以公意罢免他的。像这样自然议员的人选,不至于太滥,议员亦决不至于无忌惮到今天这种样子。只有孙中山这所说的,能彻底解决国会的问题。可惜中国人全不注意。

  中国的革命运动家,多不注意民权的建设问题。他们不觉得有训政的必要,亦以为不必先要良好的县自治,便可以讲什么议会政治。所以结果不但议会接二连三的闹笑话,政权反常从革命政府又堕到反动派手中,而革命人物反成了政治上的罪犯了。民国十二年的祸乱,许多糊涂人一开口便骂这是怪革命党。其实民国十二年的执政者,有几个是革命党?南北拥兵刮地皮争地盘的,有几个是革命党?革命党在这十二年的政治上,有什么应负的责任?我以为革命党是有罪过的。革命党不应当不能保持政权,使他落到反动派的手中。这是革命党必须承认的罪过。但是国民十二年一切反动派的罪过,却不好笼统的骂到革命党身上来。

  近来几年,大家亦饱尝了军阀的残虐,官僚的卑污,亦渐渐知道民权之可贵了。但是大家只知发传单,发快邮代电,只知空嚷无办法的打倒军阀,无办法的奋斗革命。许多人不敢明明白白的投身做革命党。更不肯研究中国辛亥革命的真弱点,以供以后革命的参考遵循。他们所有的意思,仍以为把曹锟、吴佩孚扑灭,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仍以为把现在的国会解散,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总而言之,仍是孙中山所说的“以为共和之治,可以不由其道而一跃可几”。请问这种人配得上讥笑孙中山鲁莽吗?配得上批评孙中山耽于空想,而不了解中国国情吗?

  苟简的约法,较完密的天坛宪法,形式上人民投票批准的省宪法,乃至强奸民意的新约法,都曾经试验了。责任内阁制,大权独揽的总统制,合议的总裁制乃至军阀内阁国会的三位一体制,亦都曾经试验了。省长县长亦有些曾经民选了,督军或总司令的名目,亦有些曾经废止了。马联甲亦曾经裁兵了。冯玉祥吴佩孚,亦曾经化兵为工了。甚至于帝制亦曾经恢复了,宣统亦曾经被吁请复辟了。一切大家心目中所以为可以救国的事,都曾经办过了。然而中国总是这样坏,而且一天天的更坏更坏,我们如何还不悔悟呢?如何还不一考求向来被大家忽略的,一种根本民治计划呢?

  六

  再来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生问题的重要,现在许多人亦知道了。只是大家的错处,亦是在不研究办法,不研究中国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没有政权的时候,固然只好常空空洞洞的谈什么社会主义,有了政权的时候,仍然找不着一个下手的地方。在这一方面,我们亦不能不注意孙中山的话。

  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具体的说起来,一是要平均地权,二是要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的实业。他的用意总之是一方面要使中国免于像今天的贫乏,而一方面又要不使中国发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弊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这是许多人承认的。孙中山并不帮资产家,更不愿中国人在经济上永远受外资的宰制压迫。他所认为建设国家最重要的,只是交通水利的计划。他不像一般人谈到建国,只知道谈笼统的说办教育,办实业。他知道没有实业而办教育,是养了人才而没有用处的。他亦知道没有水陆交通而办实业,是徒然空谈而找不着入手地方的。他的见解很敏锐很正确。只可惜许多人不知道注意他,反以为他是个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人。这真是个愚昧的笑话。

  孙中山想利用外资,以发展实业,正如安得生所云,“非惟以为中国国家人民之福利而已,又以为世界各人种之利益与繁荣计也。”但是孙中山这种提议,似乎终非狭隘自私的资本国家,所能了解。他们只怕中国富强了,引起了与外国工业的竞争,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提议,很不感觉兴味。但是这不能减少孙中山侧重“物质建设”主张的价值。我们对于这种伟大的物质建设,对于这种中国少有的具体的切实计划,不应当不研究,不应当不设法使他实现。

  中国的实业,固然不可以不发展。但是私人资本家的跋扈,亦不可以不预防。中国是工商业还未发达的国家,正如孙中山所说的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但是中国解决贫的问题,我们便可以顺便预防不均的弊病,这是民生主义的精义。民生主义第一层是要大生产事业由国家经营。这是一切谈社会政策的所认为最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第二层是要预为土地国有留地步。这亦是对于都市发展的弊端,地主与贫民间的争斗,可以预为阻遏消灭的。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适合中国需要,已经有许多人赞同了。在这一点可无深论。

  有人说国家社会主义,是政府做大资本家,以普遍的剥夺一般劳工人民。这些话对于孙中山的学说,是批评得很不当的。国家倘若已经是直接民权的国家,除了真正人民的代表,并没有政府。在工人共同管理的工厂中,是没有理由说厂长或工会会长可以做资本家的,然则在人民共同管理的国家中,说政府是资本家,这不是再糊涂没有的话了么?

  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但孙中山不是要发那些高远不可行的空论。他是要告诉我们一种切实办法。孙中山的办法,是引导中国到社会主义路上去的。不是高远的理想可贵,是有能走到高远理想路上去的办法可贵。马克斯[思]的社会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有办法,所以马克斯[思]的学说能风靡一时。孙中山在中国情形下,是最能注意办法的。所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们不容忽略不去加一番研究。

  七

  我这所说的,还有许多言不尽意的地方。我不能说我于三民主义曾经有什么研究。我亦不必说三民主义,是最正确无怀疑余地的。但是我确实能相信三民主义值得大家研究。我觉得三民主义,在中国总要算最有系统的、最能眼光笼罩及各方面的、最切实合于国情的,而可惜是最被一般国民忽略的一种主张。一个有识见的政治领袖,是不易得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破坏建设大计划,是更值得尊重的。姑且不说孙中山的主张有很多敏锐独到的地方,便假令有些还要斟酌的地方,但无论何人不能不认承他的值得研究,这是无可疑议的。

  孙中山对于他所主张的,自己只是指出一个大概而已。他对于他所拟的具体计划,并不是不愿意人家斟酌研究。他于实业计划的自序,便曾明白的说过,“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庶乎可。”由这看来,孙中山并不曾说他所说的,是没有斟酌研究的余地。只是一般国民,全不肯加以斟酌研究,只是一概以空想理想等空洞话,遂把这些主张完全不加理会,这未免太辜负了他的热诚,亦太不顾国家前途的利益了。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一期

  署名: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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