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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话不错吗?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报载蔡元培先生在北京语某记者,谓“中国有识之士在野运动,以民众势力推倒军阀,此诚为根本要图。惟中国社会,毫无组织,民众势力犹如散沙,非有长期间‘教育训练’,恐难有望。予极不满今之青年口谈革命,而抛荒学业。其结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堕,此则余所反对者也。”

  蔡先生是全国知识界领袖人物,他的话格外值得尊重。而且现在实在不少的青年,只知空空洞洞的干喊革命,实际没有组织,没有办法,亦并无丝毫真个去进行革命的诚心,这实在怪不得蔡先生要反对。这种浮嚣虚伪的青年,我们大家都应当反对的。

  但是蔡先生亦同别的知识界中人一样,常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以迷惑一般青年。这是不能不为蔡先生惋惜的。

  双十节北京大学开会的时候,李石曾先生极力推崇学治,以为北大的学生只要埋头求学,提高中国的文化,中国便会好的。能余一切务外的事,都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现在蔡先生又说什么长时期的教育训练,什么不要抛弃学业,正与李先生的话契合了。

  要求中国,诚然非教育学识不可。但是究竟那一种教育学识,才能救中国呢?我要问蔡先生,把英文的重音或会话学好了,便可以救国么?一国的人,都懂了三角微积分,便可以救国么?再不然,大家都会做“风啊”“月啊”的“新文学”,便可以救国么?

  蔡先生办北京大学亦七八年了。这七八年不看见中国有转机。然而贿选反成功了,临城通牒反承受了,便是蔡先生自身,亦反不能容身于北京那个地方了。蔡先生不但不怀疑以前办教育的功效在什么地方,还要说“非有长时期教育训练”不可。纵然有了长时期的教育(训)练,中国便有希望了么?

  假令北大的文科学生,个个都成了郁根、杜里舒,北大的理科学生,个个都成了爱因斯坦,大概中国要好了罢!但是请看郁根、杜里舒、爱因斯坦生长栖息的德国,是一个什么样子!鲁尔不是被法比强占了么?来因河区域,不是正在闹什么分立运动么?巴伐利亚与萨克荪不是与中央政府有许多意见么?请问蔡先生德国社会亦是毫无组织,民众势力亦是犹如一盘散沙么?蔡先生以为德国还要经几样长时间的教育训练,才可以有望?

  要中国好必须研究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好。所以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而且不仅是要研究社会科学,亦要研究了得着什么结果,便自己向前试验去。我们要靠学理来解决中国问题,要靠学理来研究怎样团结民众,推倒军阀,这是不错的。但不是说靠什么高次方程式的学理,亦不是说靠什么英文修辞学的学理,亦不是说靠什么数理哲学的学理。

  所以我说蔡先生的话,是似是而非的。一国的所谓名人前辈,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希望一般青年还须用自己的鉴别力,来估量他们说的话,不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

  我们亦要晓得社会的无组织,民众的如散沙,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训练的原故。凡民众能长期团结的,总不出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有很密切而利害一致的经济关系,例如各工厂的工会,或各商号的商帮。二是因为他们有能直接影响自身经济的政治关系,例如可以直接创制或撤回议员的选举团体。我们中国呢!经济上面很少几千几万人集合的工厂,政治上面更不给人民一点直接参与的机会。这样怎能怪中国人成为这样子?

  民众还有一种团结的方式,那便是在骤发的事上,因民众感情的一致,而结成的。如所谓群众运动,在我们辛亥革命,与五四学潮中,都曾经发现过。这一种团结,与其说靠什么长期教育训练,不如说靠机会,靠曾运用这机会的领袖。在这种团结中,所做的事,加入这团结的人有时自己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们何曾是因为受了什么教育训练的原故?

  所以民众的团结,在骤发的方面,是靠领袖会运用机会。在长期的团结方面,是靠发达大的实业以集中人民,且与以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总而言之,我们要给领袖以领袖的教育训练是真的。对于一般人民,说怎样给与长时间的教育训练,总是一句太恍悟不可捉摸的话。

  我们要靠训练一般民众的领袖,利用民众骤发的团结,以进行推倒军阀的革命。然后我们发达大的实业,与人民以直接参政权,这才是有效力团结民众的办法。若说要靠贴劝世文样的什么“教育训练”,劝世文纵然贴上一万年,终不能有芝麻大一点影响的。

  我们要打倒一切妨害我们发达实业与人民直接参政的仇敌。所以我们必须要革命。但是革命是要有目的的,亦是要有方法的。怎样训练领袖,怎样唤起骤发的团结,这便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方法。

  我们还要注意革命不只是要打倒军阀,还必须打倒外国势力。庚子赔款不取消,外债本利不减免,关税主权不收回,我们大实业永远受外国抵制而发达不起来。德国便是因为担负了赔款,损失了煤铁富源,实业上不能振兴,所以到今天这样的。我们不打倒外国势力,“教育训练”有何用处?

  载《中国青年》第二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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