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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运动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有许多人似乎是已经承认中国是死病无良医了。所以看见国中许多乱七八糟的样子,只是冷笑置之,完全似乎秦人之视越人肥瘠[1]一样。这种毛病,许多神经已经受刺激而麻木了的,曾经为爱国运动十分宣力的人,都复不免。这成个什么现象呢?

  我——亦还有许多我的朋友——都相信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救治的办法。要救治,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

  有些人以为这几年的扰乱,都要怪从前不应该有辛亥的革命。这固然是无知识的可笑的见解,但恐怕不是很少数的人这样想,而且亦不是没有一点理由。

  不过,第一,革命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是海禁开后世界生活的自然结果。

  1.有些与外国人接近的人,习闻国外关于种族与平民幸福的制度与学说,不能教他们不信服而提倡。

  2.满清政治腐败,而无为人民的诚意,故无可以维系人心。

  3.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使战败而赔款,通商而利权外溢等原因,造成生活程度增高的结果。于是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俱受摇动。

  有此三因,故但揭竿一呼,便能四方响应。这决非孙文或同盟会几个人的力量。这是生活改变了的自然结果。

  第二,革命固然有早熟毛病,但是这是不可免的。

  1.革命每系富于感情的人所提倡。富于感情的人,每是坦白勇敢,而轻看思考,不能有精密辨识力的。

  2.革命每系青年所提倡。青年每系纯洁猛进,而知识经验缺乏,实务材干幼稚的。

  3.革命每系靠群众附和。群众是勇敢而急躁,纯洁而简单的。

  4.自命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的人,或懦怯苟安,不注意为改造运动。即他们所为改造运动,亦常不免为他们的私心惰性或囿于旧见所妨碍,故无以取信于急进的同志,使之降心相从。

  5.而且这种稳健派,每因急进派似乎浮躁的言论或行为,与对于他们所下无礼的督责或攻击,而激起反动的感情,以渐成为顽固的守旧党。或成为嬉笑怒骂的玩世家。这样,便越使急进派轻看,而不理会他们的论调。

  有此五因,故改革的事,每只有急进派乘着他“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锐气,无精密计划的向前猛烈攻击。一般所谓稳健派的,其实多少受了暮气的毒,所以他们决不能阻遏急进派的行动,而纳之于轨物之中。这样,可见革命几乎没有不是早熟的性质。然而这种早熟的革命,如何能够避免呢?

  所以辛亥的革命,的确可惜有些早熟的毛病。因为有些早熟的毛病,所以在许多人民——甚至于所称为最有知识的人——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以前,而革命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皇帝的尊严这个偶像打破了,只得挂个民治政治的招牌出来,因为人民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所以把皇帝的偶像打破了,在民治招牌之下,徒然造成了群雄争长的局面。

  这固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人不过是这样,而事实亦已经是这样,我们不应徒然发些悔恨的无益论调,应当在这种情形中讨论怎样过生活的方法。人类何曾不想他自己是上帝特造的万物之灵?但是进化论证明他不过是由猿猴进化的一种生物。人类何曾不想他所住的地球,是日月五星围绕运行的中心?但是天文学家证明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八大行星中间的一个。这种科学的证明固然是扫兴的,但是因此人类打破了他那无根据的夸大狂,在这种真理之光里面,求个合理的生活,倒反是有益的事。在社会科学方面,亦只是一个样子。人类想得社会的进化,最好是不需要感情的原素,而全凭理性的指导。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感情每反在发生效力的改造运动中,占主要的地位。既然如此,我们做改造运动,不容不注重这一点,而研究所以善于处理的方法。

  论到怎样救治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还有些人不留心这些地方,而发表了许多不切实的言论。

  一、有些人希望复古。这种事情,最有权力的那拉太后、袁世凯、张勋都曾做过。但都是一致的失败了。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是个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其实现在所谓主张复古的人,他亦多半不信可以做到复古田地。不过他们只是说这些无聊的话,以表示他们对于旧制度学说恋恋不舍之意罢了。所以这是不值得我们研究的。

  二、有些人主张提倡教育,举办实业,废督裁兵等事。但这是已经打破了群雄争长的局面以后,才有希望能办到的。在这种局面之下,现在有限数目的,设备很可怜的几所学校,都不能维持。常时发现的内争,使金融紧急,交通断绝,再加以勒派兵饷,变乱掠劫等事,现有的事业,都处处受他的影响,而不易兴旺,更何论教育、实业新的扩张?至于向武人谈废督裁兵,只好说是向老虎作揖,请他宁忍着饿肚子,莫要吃人一样。纵然把督军改总司令,改军务督办,乃至于像唐继尧样的径改为省长,二五等于一十,究竟这些朝三暮四的伎俩,另外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些主张,固然是好的,但必须先想个打破群雄争长局面的法子,然后这些主张才能够有研究的价值。

  三、有些人以为制定国宪与省宪便好了。但法律有效力,必须有威权在后面,能够惩治破坏法律的人;野蛮时候,酋长威权少了,便无所谓法律。现在国家间虽有些公法条约,因为没有威权为他的后盾,所以大战中便失了效用。我们的临时约法,亦是因为没有威权为后盾,已经被人家撕碎了。现在纵有国宪省宪,他仍是一样没有威权为后盾,如何能够盼望他自身大显其圣,使一般反侧的人不敢触犯他?

  四、有些人以为办新村,改良家庭,改良市政,改良固有的学校与工厂,有了好社会,才可以有好国家。但是在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困难而不安定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事业,出尽了穷气力还维持不住。靠人家的力量去改良事业,又是常常因人家兴会与机运而常受变迁的。况且人家所可靠的力量亦有限。而他们的志愿,又每把我们所视为生命的事业,只作一种应有尽有的装饰品。所以这些努力,其实决没有圆满成功的希冀。至于还要冒饭碗主义竞争的毁谤,还要费分赃形式敷衍的苦心,那我更不忍言了。

  五、有些人主张建设好政府,图政治上的刷清,这比较能得其本原了。但是好政府非能有超过于受他支配的各方面的威权为后盾,便不能不受各方面的牵制干涉,而无从作一种合理,乃至于不合理的计划。例如胡适之先生虽然怪签名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王宠惠,无计划而登内阁总理的台;其实这如何怪王宠惠?即令那一系的军阀,在他未打倒一切异己者的势力以前,他都不配有什么计划——除非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原是不预备实现的。

  六、有些人盼望将有一个人,或一党一系,他能做好政府的后盾。但是第一,这一个人或一党一系,非穷兵黩武打倒一切异己的人,或党系,他的威权不能超过于受政府支配的其他方面。第二,此人或此党系,果然有超过一切的威权了,他自己固无所约束无所忌惮,或不免逞其私心与偏见,以渐次成为倒行逆施。第三,那个时候,左右扶持他的人,为他们自身要求更广大的余荫,不免要怂恿他在轨道外攫取非分。袁世凯被骗得想做皇帝,其实只因他左右的人,要这样才有爵爷贵胄做的缘故。有这三种情形,可知道盼望一人一党一系做好政府的后盾;我们正不必把小人之心抹煞国中一切有力的人或党系,纵然我们相信吴佩孚、或直系真是要为中国宣力的人,亦可见他们做不出真事来。

  所以最要紧还是要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是正当的解决。怎么这样说呢?第一,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做领袖的人才有所忌惮约束,不敢做损害人民的事。靠圣君贤相是很少希望的。一部二十四史,亦很难得遇见这样的人。第二,只有人民联合起来的大力量是超过一切没有抵抗的。五四之役,学生与各界的联合,著名凶横的徐树铮亦只得退步。朝鲜独立的运动,亡国人赤手空拳的联合,著名贪残的日本,亦只得退步。倘若中国的人为要求民治政治,像朝鲜人那样蜂拥起来,那些督军巡阅使的兵,在他为他的豢养主人杀伤了几个人民以后,一定要激发起了他的天良,他一定要归顺人民,一路倒戈相向的去威胁他的主人。因为我们的兵,究竟不是像日本兵在朝鲜一样,他们原都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在全国激动了的时候,他们是不肯自外于国人的。

  如何唤起这样的民治运动?我现在说七件要做的事,盼望每个人为中国的缘故,要尽一分力量。

  第一,我们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要用哲学、文学、各种讲演、演剧的法子,打破中国人的所谓“安分”之说。我们的分,不是只受人家凌辱剥夺。我们要求自己应有的利益。青年人应有享受完全教育的权利。国民要有工作,要有维持生活安全的权利。妇女要有参与职业与公民生活的权利。公民要有监督选政,稽核预算、决算以定纳税、守法与否的权利。因为一般人蔽于那种荒谬不通的“安全”说,把这些权利完全忽略了,所以奸猾豪强之徒,才能够横行无忌,而大家不敢企图反抗。亦仿佛还有些人,以为不应该反抗他们。

  第二,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要用各种方法,去传播联合的福音。不是与大家说那种不痛不痒的所谓合群,要告诉他这种联合是我们人民惟一的最大效力的武器。我们要用这打倒一切凌辱剥夺我们的奸猾豪强。我们不要空口说努力说奋斗,不要只知道向奸猾豪强的人请愿。不要只知道作说帖式的文章,盼望那一个有力的人或党系“俯赐采择”。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要他知道联合的力量。我们为人民的奋斗,总要有人民的联合,在背后作有力的后援。我们不是靠个人或三五人的力量,与恶势力奋斗,因那劳苦而不易成功。诚然要少数人敢于上前去冲锋陷阵,但必须有整队的人民,因这样的激奋,有预备的掩护上来,才能有杀敌致果的效力。

  第三,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大家能受一种有纪律的训练。我们不应当只知尊重自己的意见与便利,以造成人自为战的现象。我们要求步伐整齐。要在比我好的意见,与我相似,乃至比我相差不多的意见面前,牺牲自己的意见,以服从团体。个性与我见的过于发展,只可以破坏作战的团体,使敌人的地位巩固。这不是我们的幸福。

  第四,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大家能注意监督领袖。我们要在战争的方略中,服从领袖的指导,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使每个人注意我们所以服从领袖,是因为领袖可以指导我们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监督领袖,谨防领袖利用我们,谋他自身的利益,而引我们做不利益的事,我们不要信靠领袖的人格。很少的人,不是因为有外方的督率,而能够自己约束的。外方不注意督率,反转陷领袖于作恶的阱坑。所以我们在民治的政治中间,要人民都能督率政府。在为民治作战的联合中间,要每个战卒都能督率领袖。

  第五,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与目标,使这种作战的联合,练习作战。从来社会的凝结,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不能够靠讲道理结合什么有力的团体。我们要鼓吹反抗强权的学说,而且引他们向各种黑暗的势力作战。这种作战的目标,可以是提倡教育,废督裁兵,乃至于其他种种,总看时机之所允许,大众之所易于接受,而引起一种有力的运动。这既是作战的联合一种有力的练习,而且可以使作战的联合,内部团结越是牢实紧固。

  第六,我们要引导这种作战的联合,向政治上战斗。各方面零碎的解决,固然可以作练习作战的目标;但我们不可忘记,只有向政治上战斗,以求人民获得政权,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真能有一种成功。所以每个为自己谋利益而作战的联合,我们逐渐要引他注目政治,引他求政治上的总解决。人民要赤手空拳的联合起来,向政治上恶势力拼死的作战。没有人能用我们兄弟们的军队来压服我们。因为我们的兄弟,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同我们受的是一样可怜的生活待遇。

  第七,我们要靠这种政治上的战斗,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我们是要谋建设平等互治社会的政治,不是要谋建设阶级剥夺制度的政治。我们要用我们的大力打倒一切欺骗侮辱民众的野心家。因为我们是没有抵抗的权力,所以我们这样的愿望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我们这可以看见我们对于这样似乎死病无良医的中国,并不真是没有救治的法子。救治中国的大力量,究竟是在人民手里,特别是在能忠心指导人民的人手里。指导人民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纯洁勇猛,自己富于感情,而且能利用群众的感情。因为感情是行动的一个大发动力量。但是不只是要感情,一定要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所以青年富于感情的人,不要以纯洁勇猛,便自己满足了。那些自命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的人,特别要为中国的原故,委身以做这种运动。

  在这种运动中间,第一要注意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要知道怎样才能指导合理,那便不可不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进化论。要知道怎样群众才肯承受指导,那便不可不研究群众心理,与实务材干养成方法。第二,要注意群众能作合理的监督,要群众知道他有监督领袖的必要,那便不可不求公民知识的普及。要他们能够有监督的力量,那便不可不注意他们团体的组织,与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

  这是盼望一般还有心为中国做事的同志,同心协力向各方面宣传的一个建议。时机危急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

  载《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八号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春秋时期,秦越两国一在西北,一在东南,相去极远,故言疏远者常以秦越作比喻。唐朝韩愈在《争臣论》中说,“视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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