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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胞兄曼陀


  长兄曼陀,名华,长于我一十二岁,同生肖,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于职守,对卖国汪党,毫不容情,在沪特区法院执法如山,终被狙击于其寓外。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报上登过一时了。最近接得沪上各团体及各闻人发起之追悼大会的报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论。他们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极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会,将于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举行。我身居海外,当然不能亲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挽联语,遥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的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胀,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末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

  譬如,当故乡沦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长兄一样,因不肯离去故土而被杀;当时我还在祖国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场,设灵遥祭了一番,而终于没有心情来撰文以志痛。

  从我个人的这小小心理变迁来下判断,则这一次敌寇的来侵,影响及于一般国民的感情转变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执着于小我的那一种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国各沦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扫而光了。就单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

  现在,闲谈暂且搁起,再来说一说长兄的历史性行吧。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画集,诗集,虽则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制版赶印了。大约在追悼会开催之日,总可以与世人见面,当能证明我这话的并非自夸。至于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则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说述,我也可以不必夸张,致堕入谀墓铭旌的常套。在这里,我只想略记一下他的历史。他生在前清光绪十年的甲申,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补博士弟子员。当废科举改学堂的第一期里,他就入杭府中学。毕业后,应留学生考试,受官费保送去日本留学,实系浙江派遣留学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后,又改入法政大学,三年毕业,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译二年,其后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师高等审判厅任职。当许公俊人任司法部长时,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国,也就在大理院奉职。直到“九·一八”事变起来之日,他还在沈阳作大理院东北分院的庭长兼代分院长。东北沦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载赴北平。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经接收过来以后,他就被任作临时高等分院刑庭庭长,一直到他殉职之日为止。

  在这一具简短的略历里,是看不出他的为人正直,和临难不苟的态度来的。可是最大的证明,却是他那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后的一死。

  鸿毛泰山等宽慰语,我这时不想再讲,不过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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