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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鲁迅(6)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敌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同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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