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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

  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主要是思想方法上渗入了不少唯心观点,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不顾实际情况,凭主观愿望办事。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解决。下面我提出几个问题,试图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供同志们考虑研究。

  (1)要研究客观规律(自然的和社会的),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实际,反对不按客观实际办事。

  我们强调客观是可以认识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可以运用客观规律办许多事。这是一方面,即解决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观规律我们可以不承认它,可以不研究它,不是客观支配我们,而是我们可以支配客观。这是唯心论。为什么产生主观主义呢?为什么产生“左”倾蛮干呢?首先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近二年来,在一些干部里面,唯心论的观点相当严重。承认客观存在,本来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但是我们在实际中,往往把这个最基本的观点抛弃了,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情,违背了客观规律,以致碰了许许多多钉子,吃了大亏。比如,经济建设是有一定的比例的,生产部类有一定的比例,积累与消费有一定的比例,农业与工业有一定的比例。这二年来,我们就是不大研究这个东西,觉得要搞多少就搞多少,要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搞工业化当然是对的,但是农业同工业的发展是有一定比例的,这是客观规律,我们却不承认它,结果怎么样呢?现在还不是要回头,还不是要执行农、轻、重的方针,还不是要“补”农业吗?又比如,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是按劳分配,不能搞按需分配。我们过去不承认这个东西,急于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都“包”起来,搞平均主义,结果就把农民的积极性搞掉了。又比如,煤炭这几年增加得很快,这是需要的,但是为了一时图快,在挖煤过程中,光拣好的挖,结果挖得一塌糊涂,增加了现在挖煤的困难。再比如,农业生产上,曾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顾客观实际,就是尽量想高产,结果又是怎么样呢?河南种红薯,把高杆作物搞掉了,可是产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却使得老百姓没有柴烧,现在还是要恢复高杆作物。当然,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在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我们是可以运用它的。我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才可以使主观能动性起作用。但是,你不认识它,违背它,要怎么干就怎么干,那样可不行。

  (2)要承认条件论。条件论就是唯物论,条件就是客观存在。一切决定于空间、时间和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但是,我们这几年来不承认这个东西了,河南省委有些同志反对条件论是最厉害的。那天我在开封地区组听讨论,有一个同志讲得好,他说:“你说做工作不要条件,你现在到屋背上种水稻试试看?”屋背不能种水稻,因为水稻是长在泥土上,并且要保持一定的水量才能生长的。当然,你硬是说可以种,搞些水泥作屋背,周围垒起一道墙,堆上三、四尺深的泥巴,用抽水机械抽水,也可以种水稻,但这还是条件嘛!可见不讲条件,任何事情也做不好的。当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在一定的情形下可以创造新的条件;唯条件论者不承认条件可以改变或改善,不承认主观能动性对条件的作用,那是不对的。但不可以否认条件,不要条件。完全否认条件,实际上是否定了唯物论。

  (3)要承认矛盾,重视困难。困难是矛盾的表现,矛盾或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只有承认它,不断地发现它,才能做好工作。做工作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过程。不承认矛盾,不重视困难,必然做不好工作,要犯错误。“左”倾蛮干的人就是因为不重视困难,把一切看得很容易,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在不断地发生。讲困难是不是会泄气?当然,困难讲了一大堆,不去努力设法解决,束手无策,那一定会泄气的;但如果承认它,并且一个一个地解决它,这只有更增加工作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后做工作,一定要脑子里经常装有问题,注意事物发展的对立面,多设想困难,把困难讲够,同时想办法去克服它。这是基本的工作方法。

  (4)要使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我们不应当当保守派,不要作历史前进的阻碍物,要强调不断革命,要不断地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前进。但是,不断革命论一定要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也就是说,要区别明天与今天,区别理想与现实。看不到将来的远大理想,以为今天办不到的事明天也办不到,这是瞎子,这种人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不承认目前的现实,以为明天才能办到的事情今天也可以办到,则是疯子。事情总是一段一段来进行和完成的,走了一段,创造了条件,又前进一段。把不断革命论理解为一步也不能停,是错误的。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但它总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有些人就是不承认相对的稳定性。不承认相对的稳定性,要犯“左”的错误;同样,不承认变化会犯右的错误。

  (5)要使一切工作建立在现实可能性上面,反对以一切抽象的可能性来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这几年来,还有一个唯心论的表现,就是讲抽象的可能性,把很多工作建立在抽象的可能性上面。你说他没有根据,他也很有根据,但那是抽象的可能性的根据,不是建立在现实可能性上面的根据。这种从抽象的可能性出发来决定问题的做法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呢?他表面上装得很有可能的样子,讲的好象很有道理,很能吓唬人,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是主观主义的东西。

  (6)一定要既照顾到群众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群众的当前利益。我们必须以一切可能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也就是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反“左”或反右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前进,现在“左”倾的出现,已经影响到我们前进的速度。同时必须照顾到人民的目前利益,逐步做到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光是搞基本建设,搞大工业,农业搞不上去,不仅人民生活不能得到迅速改善,工业发展的速度尽管一时快,到一定的时候会慢下来。

  (7)要重视群众的创造和人的作用,重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一定的物质条件的作用。这几年我们批评了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发挥人的作用。战争的胜负,不是光靠武器而是靠人,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同志却忽视了物质条件的作用,这就是错误的了。譬如,现在有些同志喜欢讲空道理,不听人家讲困难,一讲困难就说人家有思想问题。你们不相信,如果三天不吃饭,我看是要讲怪话的。比如现在挖煤炭,当然要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但是,第一,吃不饱,他下到井里没有劲;第二,坑道有些塌掉了,走也不好走;第三,没有运输工具,没有矿灯,这怎么能行呢?强调人的作用,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这是对的;但是总不能说连矿灯也不要,用手摸着挖煤的。我们蛮干就在这里,往往不承认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们强调发挥人的作用,但是不能说一定的物质条件也不要。完全不讲物质条件是做不好工作的。

  (8)要真正做到留有余地。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证法的问题。主观是可以认识客观的,但是主观和客观是矛盾的,是对立的统一。我们可以认识客观,但是我们认识客观往往是不完全的,真理是相对的。我们认识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认识也是相对的。相对的认识,搞一个绝对的决定,绝对的办法,那怎能不出问题呢?既然我们认识事物都是不完全的,就应当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留有余地,假如我们认识只有七分,决定问题留三分余地,就不至于出大问题;认识只有七分,做决定当做十分,当然就要出问题。这里我想举一个打仗的例子。一方面打仗的时候,一定要消灭敌人,要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领导上要清醒,多留一点后备队,还准备万一打不胜的时候撤退。军队打仗如此,我们做一切事情也要如此。

  (9)充分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但是我们没有很好这样做。我们做工作,往往事先不经过试验,就很冒昧、很轻率地展开。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试验,但是象大的政策、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一些决定,一定要充分调查研究,首先经过试验。象打仗那样,一方面要布置战斗,同时要有威力侦察,先搞一小部分兵力去打一打,试验一下子,看敌人怎么样,然后再决定攻击。工厂出产新产品先要经过试装检验,然后再大批生产。护士打针,有些人不适合打青霉素,一针就打死了,打不死也会发生休克现象,所以护士先作过敏反应注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呢?采取这个办法,蛮干就可以减少。

  (10)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通过实践不断地补充和修正自己的认识,与客观情况不符的要坚决地迅速地改变。尽管经过试验,经过调查研究了,也不要认为你的决定就是正确的。决定以后,马上要观察发现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因为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透,即便解决透了,也还会有新的问题发生。如果解决得不对就改变,不够的就补充。我们往往认为决定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不去看它的执行情况怎么样,不去调查研究,不去检查它,这当然是不行的。怎么能够对情况一看就准呢?怎么能够在以后发现情况不准时又不改变呢?

  (11)要依靠广大人民。只有真正的有群众观点的人和真正走群众路线的人,才能最好地接近实际,认识客观,也才能克服困难,做好工作。我们搞革命和建设靠谁呢?农业生产要靠农民,挖煤要靠煤炭工人,打仗要靠解放军。所以我们要有阶级感情,要有人民的感情。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可是,近几年来,我们取得胜利了,现在有人跟人民脱离的远了,阶级感情淡薄了,不是那么强烈了。没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没有强烈的人民感情,不可能接近实际,不可能作好调查研究工作。就是实际送到你面前来,你也不可能认识它。

  (12)要学会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的事实材料,使自己的认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大量事实的揭露、分析、比较的结果,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概念演绎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以个人的片面见解,附上一些材料,主观主义地来论证一番作为定论的。

  这几年来我们也搞了调查研究,但是很不够,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多。进行调查研究,当然要有我们的主观见解,脑子里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进行调查研究呢?要有指导思想,我要去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绝对不能有成见,不管三七二十一,搞一点材料,符合我的就要,不符合我的就把它丢掉。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信任群众,开座谈会,干部的话也要听,要更多地听群众的话。既要脑子里装有问题,又不能把问题固定化。经过调查研究,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完全合乎我们主观想法的,那很好;不符合自己主观想法的,就得用用脑子,客观地作一番分析比较,不对时,就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认识和比较正确的结论。

  毛主席教我们要学会“解剖麻雀”,看问题要“见微知著”,要我们学会解剖典型,举一反三,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点东西,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方法,很难做到,与那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演绎推论的方法也是绝然不同的。但是,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中,却往往容易犯了后一个毛病。比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找过几个半专家谈过,他们讲广东有多少转炉,特别是四个十吨转炉,一个转炉一天可以转二十四炉,四个转炉一天可生产近一千吨钢。那年广东钢的任务是六万吨,北戴河会议后还有四、五个月时间,他们说可以完成,我也相信了。哪晓得不行,转炉转一次就不动了。为什么我当时相信了呢?就是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更没有研究其现实可能性。你说我没有调查研究,我找专家调查了,但是这种调查是没有揭露大量事实、揭露矛盾的调查,没有把各种条件加以分析比较,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空的,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结论不是在大量的事实下来分析、比较得出的,而是根据不完全的事实推论出来的。这一教训,使我终生难忘。

  (1)这是陶铸同志在中共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部分摘要。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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