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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纪谈》序言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今年九、十月间,我同几位同志一齐到粤西和海南去检查工作。沿途同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基层干部广泛接触,边看边听边谈,共同商量,也到群众中作了一些调查、访问。同行的同志把大家议论得来的意见,写成通讯,题为《西行纪谈》,寄给《南方日报》发表。陆续写陆续登,共得二十七篇。

  《西行纪谈》的写作,可以说是在三个方面作了一次试验。

  《西行纪谈》的写作,是在检查工作的方法上的一个试验。记得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省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检查团,在全省范围检查生产工作。省委的领导同志差不多都下去了。所到之处,不少地方张贴标语,“欢迎省委检查团莅临指导”,群众“熙熙攘攘”,很是热情,我们则有点象“招摇过市”的样子。但是,从检查工作的效果来看,实在什么东西都没有认真地看,也就无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方法,近两年来已经不再采用。这次约了几个同志,静悄悄地下去,时间一个多月,行程近万里,虽属走马观花,但毕竟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再同下面的同志,一商量,一议论,肯定或否定,就更加明确。沿途借助几位拿笔杆的同志的力量,随手把这些意见写成通讯,交报纸发表,作为向干部和群众的建议。这比诸下乡回来以后,再动手整理材料,向省委打报告,然后由省委批转下去的方法,又显得迅速及时一些;登在报上,看的人也多一些,而且谈的问题也可以随便一些,广泛一些。一个政策下去以后,由于干部的政治水平不一样,思想作风不一样,因而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和执行,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和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抓住和发扬好的,纠正缺点和偏差,才有可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贯彻实行。为此,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力求同下面密切联系,掌握工作进程,以便于及时交流经验和纠正错误。这么一来,下面的同志就会少出偏差和错误,工作少受一些损失,不至于等到问题成了堆才去作总的纠正。在这里,利用报纸作为组织和领导工作的工具,既灵活,又方便,非常重要。这是毛主席所指示的工作方法,我们必须学会很好地运用。写作《西行纪谈》可以说是运用这个领导方法的一种尝试。从它发表以后所得到的反应来看,效果是不坏的。

  我们检查工作的目的,总是为了贯彻实行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直接担当着组织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重大责任,是直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人。那么,县以上领导机关的主要职责就在于在党的方针、政策制定以后,切实地帮助基层干部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划清正确与错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帮助他们学会走群众路线,同群众一道使方针、政策见诸实行。这就不仅要及时地向他们传达和讲清政策;更重要的是还要不断通过具体的事实,给他们分析我们所做的工作对在哪里,或者错在哪里,从而帮助他们在实践中,通过切身的体会,进一步明确地划清政策界限。《西行纪谈》也是这样的一个试验,即从一个个具体事实材料的分析中,引出关于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经验教训来,这样可以使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比较容易明瞭,容易接受,可以启发他们仿照所提出的意见,解决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尤有进者,我们党的每一项政策,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动员和组织群众起而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毕生致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的中心。我们党的政策的总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群众观点。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就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群众利益。现在,我们的许多干部,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既然是那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但为什么又总是不能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而且还会摇摆不定,甚或做出某些蠢事来呢?这主要的是,他们还没有牢固地确立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以致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缘故。没有牢固的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就难于明晰地和锐敏地分辨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谬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也就难于自觉地和勇敢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极容易为主观主义的思想所蒙蔽,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做出一些蠢事或坏事来。我们的每一项政策,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这里包括着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两个方面,党的政策总是全面地体现这两个方面的利益,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按党的政策办事,必须以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为其基本的出发点。为了教育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明确地树立这些思想,让他们读一读《西行纪谈》的每篇文章,是会有裨益的。

  《西行纪谈》的写作,也是在新闻报道上的一个试验。目前省内的报纸在新闻报道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是哪些问题呢?一曰不敢于提出问题,二曰缺少建设性的批评,三曰体裁格式单一化。可以说,不尖锐和八股气,就是目前新闻报道上的通病。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党的一个政策下去以后,由于干部的认识总是参差不齐的,那么,作为贯彻政策的极为重要的工具的报纸,就必须在贯彻政策的过程中,帮助党委去解决一个个问题,防止和克服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随时指导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划清政策界限,鼓励和帮助他们按照政策所指示的做好工作。因而,报纸就必须不断地、一个一个地把工作中的问题尖锐而明确地及时地提出来,把那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好经验传播开去,同时还得适当地批评那些离开了党的政策的错误观点和做法。现在,我们的报纸虽然努力在这样做着,可是总还未能令人满意。我们的新闻工作人员就是不敢尖锐地提出问题,怕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省委多年来要求报纸开展批评,而批评总是展不开。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水平所限,不容易从实际中抓到最中心最关要紧的问题。其次是他们有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又是不应有的。《西行纪谈》的每一篇文章,总是要提出一个问题,总是有表扬又有批评。这些文章中的属于批评方面的意见,登在报上,是不是“泼冷水”呢?会不会起消极作用呢?显然,都不是,都不会。有了这个样子,我想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顾虑就可以消释了。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又决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因此,我们的报纸以表扬成绩为主,但又不可没有批评。现在,报纸对工作成绩的宣传,尽管材料很多,篇幅很多,而对照这些事物的本身,可说是宣传了千分之一也不到。而在另一方面,报纸缺少了建设性的批评,也使人看了觉得真实感不足,即没有全面地反映客观真实情况。报纸上的批评,当然不要过多、过分和过于集中,否则也是违反了客观的真实;但是,建设性的批评则是一张报纸所不可缺少的。这些批评,只要在立场、观点上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满腔热情的,是为了贯彻党的政策而不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对被批评的单位是采取共命运、同呼吸的态度的,对它的缺点和错误能分析其产生原因和指出改正办法的,那就决不是什么“泼冷水”,决不会起消极作用,到什么时候来看也不会被认为是右倾。

  报纸要提出问题,那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锻炼自己的立场、观点。除此之外,还要把眼、耳、腿、脑、手这些在认识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时需要使用的器官统统运用起来。现在,我们的记者往往只带耳朵,找某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谈一谈,听了就写,很少深入到第一线的现场,亲眼看一看,再用脑子想一想,然后动笔。我们长着两只耳朵,是为了兼听。要一边听干部的话,一边听群众的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古人也这般说的。可是,我们的记者同志,往往只注意听干部的话,而没有更多地去听群众的话,互相参照;只用一只耳朵,而不是用两只耳朵。这样,就发现不了什么问题,而只能写出一些一般化的报道,还写了一些不真实的报道。要写出提出工作中的问题的新闻通讯,必须眼、耳、腿、脑、手“五官”并用。耳要聪,目要明。深入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多看,多听,多想,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这样总是比较能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

  我们的报纸也有过不少好的文章,好的通讯,但体裁格式单调则是通病。写文章、写通讯,总要有体裁、格式,而丰富的现实生活要求体裁多样化、格式多样化,以便确切地加以表现。比方写字,颜、柳、欧、苏,就是四体。现在我们的报纸的文章、通讯,当然也有一个体;不过,看来看去,只有那么一个体,天天只是这个体,篇篇只是这个体,即使这个体裁很好,也会使人感觉单调无味,显得八股气。初写文章、通讯,难免要模仿,但写文章、通讯,总不能只去模仿那几个人或那几篇东西,必须进而有所创造。《西行纪谈》的文章,看来,可以说是在新闻报道方面创一体、备一格。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那么,只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既在新闻报道的内容方面用功,又在新闻报道的形式方面用功,打破某些陈旧的格调,跳出相互模仿的圈子,创造出更多的好体裁好格式来,我们的报纸就可以办得丰富多采,引人入胜,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作用也就会更大。当然,不能说这二十多篇文章一点八股味道也没有了,由于它是随行随谈,随写随发的,它的形式还远远不够理想。不过它给人以一种新颖的感觉,却是比较明显的。

  《西行纪谈》在上述三个方面作了试验,它自从在报纸上刊登以来,所得到的反应是良好的。为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和各级干部,特别是做宣传工作的干部改进工作的参考,现在,把它做了若干补充和修改,编成这个小册子,我想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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