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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之财政破产与军阀之阴谋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北京政府之财政总次长都是保派[1]的嫡系,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在弄得内外罗掘一空,竟想到私印印花税,增发流通券,甚至于要公卖鸦片烟,无一不是故意扰乱金融,盗取社会财富,以遂军阀的阴谋,巩固其统治地位。当年袁世凯帝制逆谋的时候,滥发公债,平民受祸已经不小,如今曹锟想买总统,又要在内债头上想法,——竟想停止内债付本一年,腾出二千四百万元来做大买卖。而且一班掮客又是当时的帝制罪魁,复辟余孽,——薛大可、杨寿枬等,真正是一邱之貉!

  北洋军阀自始即竭力摧残革命,阴谋帝制(不论他是要做皇帝做总统,横竖一样),做民主共和的恶敌,至今还是招兵买马,压迫西南,谋武力统一,以定北洋正统。这班东西存在,再加以大小财神,中国之国家财富及国民经济,那里能有一日安宁!金融的大紊乱,以袁世凯称帝时为第一次,徐世昌之“安福选举”为第二次,现在曹锟的最高问题是第三次了。若不肃清祸源,不但财政无整理清楚之一日,而且全国经济都将毁灭。

  请看从前的洪宪功臣,现在的曹家三小子——薛大可的妙计(见四月十日《申报》):

  (一)增印印花税票,备充抵押品。此事已经实现,经印花税处长告发。不意薛大可神通广大,竟设法想以“印刷局与印花处职权争执”一句话轻轻打消检察厅的检举,仍旧积极进行。

  (二)增印流通券。去年阴历年关,财部直接发行流通券,定额二百万元,已经只有六折以上的市价,如今竟由库藏司及泉币司通同作弊,添印一百万元,现在已成问题,薛大可还想如法炮制。

  (三)将未作抵押品之金融公债号数全部印就,以作抵押之用。此计大概不久也要实现。

  若是三计能完全实现,可以得二三千万之巨款。请问要他何用?无非是养兵,战争,屠杀劳苦平民!

  除此以外,曹家几位账房先生——刘恩源、杨寿枬、张竞仁,异想天开要停内债付本一年。据安格联(总税务司)[2]的话:现在整理案内的各公债基金,计关余一千四百万元,盐余一千万元,再由交部年拨六百万元,论理本无不敷。可惜盐余一项自上年六月起从未拨过一次,应付到期息本,已为政府先期挪用,交部担保之款,至今分文未缴。此中所谓先期挪用,无非是应付军队索饷,交部扣留不缴,亦是军阀伸手,连年铁路款项,时时有人报效保洛[3],而教育费等仍旧积欠,可见挪去本非作正当政费。然而还不甘心——也实在不够!于是有停止付本计划,这一计划的意义并不单单在于省下来的二千四百万元。此二千四百万之中以一千万作“补充政费”,以一千四百万整理外债。破坏内债以“整理外债”,媚外的色彩已经很浓。原来国内资产阶级究竟力薄,北京政府虽靠他们支持几月,他们却借不出一笔买总统费。还是外国老爷钱多,怎能不巴结呢?因为若是保障内债基金,于军阀别无益处,若是腾出一千四百万略略整理对外的旧债,却可以一面博得同情,一面进行新债,——最高问题的大借款!

  由此看来,北京政府的财政不但搜括一空,尚在百方罗掘,已可谓完全破产,而且全在军阀的阴谋中,——无底欲壑万无满足之日,愈拖愈重,国家财政前途真正不堪设想。

  何止鸦片公卖,何止私印印花,何止破坏内债基金!外债亦并不能整理,反有增累之虞呢。必将此等军阀官僚歼灭净尽,中国财政才有可望。

  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受过卖国卖民的袁世凯、徐世昌两次教训,难道还定要尝一尝曹锟的滋味么?只有劳动阶级的革命澈底澄清社会,方有救药。中国的资产阶级呵,你们若要民权,要理财,再也不可以迷信和平手段,迷信外国人的势力了,——快快低首于劳苦平民的革命伟力之前,和他们共起推倒军阀罢!

  全国资产阶级诸君呵!你们不要睡觉了,军阀们杀到你们面前来了!请看二月七日京汉罢工工人受曹锟、张福来、吴佩孚、萧耀南的残杀压迫,工会封闭,被杀近百人,被捕几十人,至今尚在狱内。此种反动潮流捲及各路,直到上海,这明明是军阀们对于国民的示威运动呵!平民方面呢,不必说他!商人吓得连忙告饶,声言不敢罢市,各地更无行动上的援助。自此之后,直到如今,北方劳工运动都被镇压下去。可怜的中国商人阶级,自己以为有几个钱,象个体面“上等人”,若是“安分守己”,军阀就能饶他们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全国商界对于京汉工人惨杀案,连一点同情的言论都没有。其实压倒劳工阶级——民权之大后盾以后,横暴的军阀,对于胆小的商人还有什么顾忌!萧耀南、吴佩孚杀人,怎能当做单纯的工潮问题!北京政府现在滥发流通券,私印印花票,动摇内债基金,如此胆大妄为,也就是仗着惨杀工人的余威。全国的商人呵,眼看着奉直第二次战争又要爆发,战费是你们担负;曹锟要做总统,收买议员的费用也是你们担负;军阀要养兵,养兵的费用也是你们担负,——看你们有何办法?劳工阶级为民权而战,绝不妥协,誓死扫除此军阀阶级,——所以他的运动必定是联合全国的统一作战,处处发难,无不求汇合猛进。商人阶级若终是畏缩不前,与军阀官僚妥协,不敢加入群众的运动,那真是万劫不复的了。你们手笔大的,钻到北京政府作财政上的投机事业,只知道学些政客的滥调:裁兵呀,理财呀,制宪呀,却不谋打倒军阀的根本计划;手笔小的,坐在一个码头上做生意,只求苟安,宁可送钱与军阀,所谓“维持治安”,了了目前的问题,再也不敢过问政治。如此,各地的商民将同受军阀的摧残,永无出头之日。

  总之要看看明白:军阀阶级不倒,各地方不联合作一总解决,民权永无伸张之一日;全国各界不附合于劳动阶级作全国的群众运动,亦永无建立民权之人。

  原载1923年4月25日《向导》第22期

  署名:巨缘

  注释

  [1]1922年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分成保、洛两派。保派以曹锟(1862—1938)为首,以河北保定为活动中心;洛派以吴佩孚(1874—1939)为首,以河南洛阳为活动中心。

  [2]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1869—1932),英国人。1888年起,在中国海关任职,历任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海关税务司、副总税务司等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继英国人赫德任总税务司。1927 年1月,因反对征收二·五附加税,被北京政府免职。

  [3]报效保洛,指报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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