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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一九二三年三月)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如果假设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概念。然须更进一步:先明瞭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且还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辈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妇子女之用。当时青年妇女,自己本亦能做女工,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Dr.Nyok Ching Tsur,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 für Mensden der Stadt Niugpo!Tubingen.1909,P.51[1])这是十五六年前的话。如今呢,比较僻静的外省外县,还不是如此?更不用谈到乡村了。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里买鞋,必定骂他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有“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都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兴,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既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借极不稳固,资本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2]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他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依西欧历史的类似阶段而论,中国其实还没有封建制度,比封建制度还早一期,——正在由部落的酋长时期,进于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呢(此处当然是比拟而说,不可拘泥)。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东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借当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有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开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王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铐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3]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时,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其实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所以维持殖民地内能代行其统治权的各派各阶级的势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中国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谓“国际均势”,而成国际的殖民地;各强国得以勾结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赂买、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各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若有异,则其对待中国军阀或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就不同。中国的军阀既须有经济上的凭借,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渐成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之中心点,所以外国资本之占有此经济区域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时,若是军阀凭借经济势力的形式太鲁莽,——足以障碍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那时外国资本之较强者,能力贯于几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碍,而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携手。然帝国主义的性质唯在于:一、投货,二、搜括原料,三、投资,四、开发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资本主义于危亡所必须的程序,此中仅因其经济侵略力发展的阶段不同,而异其掠夺的方式,异其所维持之阶级;而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若是经济上真能独立发展,则帝国主义必受挤而颠覆。所以不论他是辅助军阀,或是辅助财阀资产阶级,他必有一相当的限度,辅助至此而止,——力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经济;此地所谓助国内资产阶级排除障碍,不但此等障碍专是外国经济在此发展的障碍,而且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譬如最近汉口的外国商人,趁京汉工潮的失败,役使湖北地方政府专门封闭工会之与外国企业有关系者,足证军阀的制度始终大有利于外国资本;再则如上海镇守使确实是外国资本家的刽子手,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家甚至于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所以不论如何,帝国主义客观上自成为使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以强力纳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或者说,谈文化何必论到此等琐琐屑屑的“细事”。然而要知道,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不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组织,所以大家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要知道罗马时代也有“天下观”,中世纪教会中也有绝欲主义,又是什么奇珍瑰宝!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堕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譬如中国经济发展,较之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北京总商会仍旧只有送万民伞的本领,福州市民甚至于打着白旗向日本领事馆投降,这真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之奴隶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滥调。若是此等幼稚的资产阶级能运用现时所有的一些实力,也决不至于如此。虽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真有极大的工厂,几万万的银行资本,他还肯如此俯就么?那时,恐怕此等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消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的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的“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现银出境[4],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兵士冲突,受误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的巴掌(北京)。此等关税法例、球场规则,原来是中国人新近学来的,也可以说是极粗浅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公约,而中国人却无福气实行。至于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在那里?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而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此种文化过程,在先进“文明国”每每分为两段;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时尚有相当的余地,所以强国得以从容不迫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绝端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非至于旧社会中的新力量勃生,澈底翻腾,演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时,此种“循环论证”不能终止。至于殖民地上,此种过程,却有不得不双方并进之势:就是民族的解放运动,普通的民主运动,因阨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与科学之社会化两阶段同时并呈——道德与科学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恶性: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

  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世界的资产阶级,既以科学的发明,作为少数人享福之用,他眼看着用了这许多精力,杀人放火的机械制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终还是镇不住“乱”,保不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能”。这刚刚迎合了宗法社会的心理,于是所谓“东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实那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应当用敌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劳动平民也应如此。世界的资产阶级及殖民地上的贵族阶级已经没有能力,——为他们所依附的经济制度(私产制及自给经济)所限,——不能再前进;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难道受压迫者便真听了他们“克己”,讲唯心主义么?因此可见,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数人垄断此种方法之结果的社会里,方法愈妙,富人愈富,于是社会中阶级斗争愈剧烈,国际间战祸愈可惨,因此以为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罪恶,其实假设大多数人能应用科学,则虽有斗争亦自能保证将来发达进步之可能,只因此等进步已非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所以资产阶级要否认。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缜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是极慎重的研究。

  原载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

  署名:屈维它

  注释

  [1]见Nyokching Tsur博士之《宁波人的企业》,德国蒂宾根1909年版,第51页。

  [2]改丁归漕,即“摊丁入地”,将丁银并入田粮征收。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代役丁银逐渐摊入田亩征收,但未普遍执行。清继续施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丁数,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种和稽征手续。

  [3]五四运动前后,一些学者极力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吹东方的“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正在破产中的“物质文明”。其代表人物有辜鸿铭、杜亚泉(伧父)、梁启超、梁漱溟、唐大圆等,被称为“东方文化派”。

  [4]1923年1月,美国资本家克门和美国领事索克宾偷运银元6万出境,被中国关卡发现后,克门竟开枪射击中国士兵,中国士兵被迫开枪回击,将克门击毙,从而引起中美间的严重交涉。

  (1)本文收入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未出版)时,删去了原文结尾的一段文字,这里仍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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