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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饥灾后之复活节——俄境内之“海牙会”

  一九二一年的饥灾,俄国经济,大受损丧。一九二二年夏,天时颇正,年成好的,早有预兆,俄国国民连年受战祸灾祲,至此才缓的一口气转来。据全俄中央统计局的报告,已可略述丰年的景象。

  现在的收获刚刚开始,所以统计的报告,还没有完全,可是更就已得消息,已经可以一见今年农业状况之增进。全俄总算,今年农产秋季的收获约共十有九万万铺德[1](每铺德抵中国三十斤)。如连乌克兰算在内,则有二十八万万五千万铺德,每一国民平均可得二十九铺德以上。除去预储来年种籽外,实得亦约有二十四万万铺德。麦产之外,尚有马铃薯,共二万万五千万铺德以上。

  假使要根据此数,推算市场上农产品的增多数量,那却必须先除出农民的消费量。农民自己消费之余,才有余粮流入市场。然而农民消费量,很不容易计算,他们多有多吃,少有少吃,其它一切喂牲口,留种籽,也是如此,并无预定额量。如以战前而论,平均每人消费量为二十六铺德,其中七铺德已算入牲口食料之中,经欧战之后又继以国内战争,积极的消极的每少参与革命事业之农民经济,当然一时还不能恢复战前的常轨,战前每年收获往往达四十五万万铺德以上呢。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消费量早已减低。城市居民每人约十铺德,农村居民约十二铺德,最多者也不过每人二十一铺德而已(这已在于其地产量之多增)。如单以这一年而论(一九二一年夏至一九二二年夏),平均消费量大约如此。俄国及乌克兰国总计城市居民所消费为一万万七千五百万铺德,乡村居民则为十六万万三千万铺德,共十八万万零五百万铺德,依此计算,则下年(一九二二年夏至一九二三年夏)当可有余粮四万万铺德(亚俄欧俄并算在内),再加上乌克兰之三万万四千四百万,共计七万万四千四百万铺德,此中除出城市居民享用市场之消费量,全俄当有纯粹的余粮五万万七千一百万铺德。

  然而此五万万七千一百万余粮却不能全算做流入市场的货物。因为既是丰年,人民自能增加其消费粮,或且储蓄起来。战前地主每年存储的食粮,约有四万万至五万万铺德,约当每年收获百分之十至十五。普通农民的粮栈中,存储数量每年也有三万万至三万万五千万铺德之谱。所以算来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之余粮,除出约存储数量为百分之十后,仅有三万万铺德,再除出增多之消费量,余粮之能流入市场者大约平均数仅有一万万五千万铺德。劳农政府还当用食粮课税法及商业交易法,诱此余粮使流入市场,否则渐渐散用于农村经济间,国家城市消费者所得甚少。

  虽然如此,只要劳农政府商业政策得手,单这一万万五千万铺德的余粮,已经大足以舒展俄国的经济生活,利用之振兴实业,创办电站,购取国外的机器等,来年的经济状况大可乐观。俄国报界现在称此丰年为“国内之海牙”,“假使在海牙向外国资本家借钱没有借到,幸而国内年成大好,可以回头向农民阶级借面包”,虽则数量甚微,然在七八年继续战祸灾祲之后未始不因此而如释重负呵。

  今年收获成绩与去年灾歉期对比而观,尤足以见农业增进之动象。

  “消费诸省”,去年收获二万万五千四百万铺德,今年当只有二万万四千八百万。

  “生产诸省”,去年灾歉,收获三万万三千九百万铺德,今年当有八万万零五百万。

  东南诸省,去年灾歉,收获八千四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二万万零二百万。吉尔溪兹[2]共和国(新疆之西,俄国联邦之一)去年灾歉,收获五千二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九千八百万。

  西伯利亚,去年收获二万万三千万铺德,今年当有二万万三千六百万。

  乌克兰共和国,去年一部分灾歉,收获六万万零二百万,今年当有七万万八千八百万。

  全俄总计(连克留摩半岛[3]在内),去年共收获十五万万六千六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二十三万万八千万铺德。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光景。

  〔注一〕上文所述“消费诸省”系指北部诸省,其本地出产向不敷供给居民者而言;“生产诸省”,其义相反。

  〔注二〕上文所述数字,皆为大约的总数,并非细案的清帐,且已除去来年的种籽数量。

  此中所算收获数量,连食粮税亦在其内,据统计局报告的按语,食粮税今年约可得二万万八千万铺德。此以黑麦为单位而算,其中尚包括肉油等税在内,除出杂税、及收税之十分之一(预作为不能及时交纳的空头帐),则国家粮食之税收入,至少当有一万万七千万至一万万八千万铺德之谱。所以来年劳农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粮状况,也大有改善之倾向。

  附:

  劳农政府赴中国代表岳飞[4]已启程,闻并带有与日本开始撤兵问题之谈判的责任云。远东方面,消息当较近,祈读者注意,记者不多赘述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七、八日《时事新报》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铺德,今译普特。

  [2]吉尔溪兹,今译吉尔吉斯。

  [3]克留摩半岛,今译克里米亚半岛。

  [4]岳飞,今译越飞(一八八三——一九二七),苏俄外交官。一九二二年三月以全权代表身份来华,代表苏俄政府与北洋政府洽商外交承认及其他问题,未果。一九二三年一月转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发表联合宣言。不久奉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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