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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走到了西长安街,他看到一档子太狮少狮。会头打着杏黄色的三角旗,满头大汗的急走,象是很怕迟到了会场的样子。一眼,他看见了棚匠刘师傅。他的心里凉了一阵儿,刘师傅怎么也投降了呢?他晓得刘师傅的为人,不敢向前打招呼,他知道那必给刘师傅以极大的难堪。他自己反倒低下头去。他不想责备刘师傅,“凡是不肯舍了北平的,迟早都得舍了廉耻!”他和自己嘟囔。

  他要去见的,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人。那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他英文的一位英国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什么事,他总有他自己的意见,除非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他决不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看法。即使他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他还要卷土重来找出稀奇古怪的话再辩论几回。他似乎拿辩论当作一种享受。他的话永远极锋利,极不客气,把人噎得出不来气。可是,人家若噎得他也出不来气,他也不发急。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时候,他会把脖子憋得紫里蒿青的,连连的摇头。而后,他请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还是不服气,但是对打胜了的敌人表示出敬重。

  他极自傲,因为他是英国人。不过,有人要先说英国怎样怎样的好,他便开始严厉的批评英国,仿佛英国自有史以来就没作过一件好事。及至对方也随着他批评英国了,他便改过来,替英国辩护,而英国自有史以来又似乎没有作错过任何一件事。不论他批评英国也罢,替英国辩护也罢,他的行为,气度,以至于一举一动,没有一点不是英国人的。

  他已经在北平住过三十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宜园外面!”

  对北平的风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还要多一些。北平人,住惯了北平,有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平平无奇。他是外国人,他的眼睛不肯忽略任何东西。凡事他都细细的看,而后加以判断,慢慢的他变成了北平通。他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一切。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带着点怒气说。

  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写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终是“还差一点点!”他是英国人,所以在没作成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肯开口宣传出去。他不肯告诉人他要写出一本《北平》来,可是在遗嘱上,他已写好——杰作《北平》的著者。

  英国人的好处与坏处都与他们的守旧有很大的关系。富善先生,既是英国人,当然守旧。他不单替英国守旧,也愿意为北平保守一切旧的东西。当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时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鸟笼或手里揉着核桃的“遗民”,他就能和他一谈谈几个钟头。他,在这种时候,忘记了英国,忘记了莎士比亚,而只注意那个遗民,与遗民的鸟与核桃。从一个英国人的眼睛看,他似乎应当反对把鸟关在笼子里。但是,现在他忘了英国。他的眼睛变成了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他觉得中国有一整部特异的,独立的,文化,而养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忘了鸟的苦痛,而只看见了北平人的文化。

  因此,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脱去大衫而穿上短衣,要使女子不再缠足,要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画眉与八哥。他以为这都是消灭与破坏那整套的文化,都该马上禁止。凭良心说,他没有意思教中国人停在一汪儿死水里。可是,他怕中国人因改革而丢失了已被他写下来的那个北平。他会拿出他收藏着的三十年前的木版年画,质问北平人:“你看看,是三十年前的东西好,还是现在的石印的好?看看颜色,看看眉眼,看看线条,看看纸张,你们哪样比得上三十年前的出品!你们已忘了什么叫美,什么叫文化!你们要改动,想要由老虎变成猫!”

  同年画儿一样,他存着许多三十年前的东西,包括着鸦片烟具,小脚鞋,花翎,朝珠。“是的,吸鸦片是不对的,可是你看看,细看看,这烟枪作的有多么美,多么精致!”他得意的这样说。

  当他初一来到北平,他便在使馆——就是丁约翰口中的英国府——作事。因为他喜爱北平,所以他想娶一个北平姑娘作太太。那时候,他知道的北平事情还不多,所以急于知道一切,而想假若和中国人联了姻,他就能一下子明白多少多少事情。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你是外交官,你得留点神!”他不肯接受那个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须辞职——把官职辞掉,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的好梦”。不幸,那位小姐得了个暴病儿,死去。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可是他到底辞了职。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死者——虽然没结婚,我可是还辞了职。

  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常常的嘟囔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而加上:“我想作东方人都不成功!”辞职以后,他便在中国学校里教教书,或在外国商店里临时帮帮忙。他有本事,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简单,所以收入虽不多,而很够他自己花的。他租下来东南城角一个老宅院的一所小花园和三间房。他把三间房里的墙壁挂满了中国画,中国字,和五光十色的中国的小玩艺,还求一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了一块匾——“小琉璃厂”。院里,他养着几盆金鱼,几笼小鸟,和不少花草。一进门,他盖了一间门房,找来一个曾经伺候过光绪皇帝的太监给他看门。每逢过节过年的时候,他必教太监戴上红缨帽,给他作饺子吃。他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过五月节和中秋节。“人人都象我这样,一年岂不多几次享受么?”他笑着对太监说。

  他没有再恋爱,也不想结婚,朋友们每逢对他提起婚姻的事,他总是摇摇头,说:“老和尚看嫁妆,下辈子见了!”他学会许多北平的俏皮话与歇后语,而时常的用得很恰当。

  当英国大使馆迁往南京的时候,他又回了使馆作事。他要求大使把他留在北平。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象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瑞宣曾帮助他搜集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杰作的材料,也帮助他翻译些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与文章。瑞宣的英文好,中文也不错。和瑞宣在一块儿工作,他感到愉快。虽然二人也时常的因意见不同而激烈的彼此驳辩,可是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而瑞宣又轻易不红脸,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受到损伤。在北平陷落的时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给瑞宣送来信。

  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侵袭罗马;他说他已有两三天没正经吃饭。信的末了,他告诉瑞宣:“有什么困难,都请找我来,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帮助你。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我学会了一点东方人怎样交友与相助!”瑞宣回答了一封极客气的信,可是没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责难中国人。他想象得到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会责备中国人的不能保卫北平。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的发一顿牢骚,使他难堪。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无论怎么说,吃老人的闲话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钱要好受的多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富善先生劈头就责备了中国人一刻钟。不错,他没有骂瑞宣个人,可是瑞宣不能因为自己没挨骂而不给中国人辩护。同时,他是来求老人帮忙,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驳老人。

  富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长脸,尖鼻子,灰蓝色的眼珠深深的藏在眼窝里。他的腰背还都很直,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长,而且有点毛病——每逢话说多了,便似堵住了气的伸一伸脖子,很象公鸡要打鸣儿似的。

  瑞宣看出来,老人的确是为北平动了心,他的白发比去年又增加了许多根,而且说话的时候不住的伸脖子。虽然如此,他可是不便在意见上故意的退让。他不能为挣钱吃饭,而先接受了老人的斥责。他必须告诉明白了老人:中国还没有亡,中日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请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断语。辩论了有半个多钟头,老人才想起来:“糟糕!只顾了说话儿,忘了中国规矩!”他赶紧按铃叫人拿茶来。送茶来的是丁约翰。看瑞宣平起平坐和富善先生谈话,约翰的惊异是难以形容的。

  喝了一口茶,老人自动的停了战。他没法儿驳倒瑞宣,也不能随便的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只好等有机会另开一次舌战。他知道瑞宣必定有别的事来找他,他不应当专说闲话。他笑了笑,用他的稍微有点结巴,而不算不顺利的中国话说:“怎样?找我有事吧?先说正经事吧!”

  瑞宣说明了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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