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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铁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精神生活东方文化

  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以为极则,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幼稚。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三万万人不认识我们这倒运的象形字,还有何脸面来高谈什么东方文化!我们若把精神生活当作神圣,把物质生活当作鄙陋,个人贫苦事小,一群贫苦事大;不但贫苦而已,而且因此辜鸿铭一班人,硬说中国人不爱清洁正是重精神轻物质的美德。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思想、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需我们努力砍伐)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更有一位浑沌不过的浑沌先生,他在《东西文化到底能够融合吗》那篇论文(见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里说:“梁先生不知道中国化是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而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变迁了。”“虽然在大都市里与知识阶级里有禁不起西方化的诱惑而投降的,但在大部分的农民,仍旧勤恳地种着田,纯朴而且自然,仍旧无思无虑的过那孔老的生活,一些儿没有变动,只待西方化、印度化来到他们的中国化面前低头。”他又分析东西文化不同之点是:西方人全靠自己的力满足欲求,印度人全靠神的力满足欲求,中国人没有欲求。这位浑沌先生真算名称〔副〕其实了!他有何证据断定中国人没有欲求?由古之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一直到今之饮食、衣裘、车马、客室,不是欲求是什么?他怀着西方化来到农村向中国化低头的幻想,他不看见西方化来到中国农村驱遣无数农民去而为匪为兵的事实!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的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文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这位浑沌先生还做着梦说:“一些儿没有变动。”我不知道梁漱溟先生也认他是走一条路的同志吗?

  国学

  曹聚仁先生说:“我们的社会,毕竟建筑在东亚大陆上,社会中各个体,毕竟要受旧文化的影响,一切思想绝不能离了历史独自存直的。”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他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古董学问,纯粹是把他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尤其是在社会学与考古学。但是用这样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称他为“国故”或“中国学”,而不可称他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夷场上的农村立国

  注意农业和农村运动,在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不但是中国。但章行严所谓农村立国,不是这两个意思,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行严高车美食的在夷场上提倡农村立国论,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他自己也曾认过错;更奇怪的是他近来忽然登报发起集资十万元办《甲寅》周刊。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在欧美大工业资本社会原不算什么,连工业后进的日本还不配,何况中国;行严君所理想的农村立国的社会,比现在中国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简陋的社会,是否有此穷奢极欲之需要可能?行严君之行如此矛盾,简直是神经错乱!

  圣人也得崇拜商品

  古物固然应该保存,但未必定要把藏经佛像等,由陕西卧龙寺,搬到上海康有为家里,才算是保存吧?天冷了,圣人自然也须穿皮袍,但未必有向陕西官厅索取八十件皮袍的需要吧?康有为何故如此,这是很容易解释的。皮袍八十件,尤其是藏经唐佛,一到上海便是重价的商品,圣人得此,以后便可以只忧道不忧贫了。这位康圣人不但及其老也如此,他壮年在美洲在南洋也是如此。我们似不必专以此菲薄他,这不全是他的罪过;因为圣人也免不了衣食住,“忧道不忧贫”这句话,不过说着好听,其实没有这回事。我们也不是说康圣人这种行为是正当可以取法,不过以为在商品崇拜的社会里,虽圣人也未能免俗,这是毫不足奇的事。因此,我们更相信社会制度可以左右个人的意识,个人的意识不能左右社会制度。因此,我们更希望圣人之徒梁启超、张君劢等,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或宋儒道学足以救济今之世。

  署名:独秀

  《前锋》第三期

   192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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