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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辩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于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怒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诚。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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