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七十　四君子

七十　四君子(1)

　　光绪五年（1879）三月，左宗棠已平定新疆，上折言：

　　……窃维治军以求才为急，方略必资儒硕，经武厥赖英才。盖必志节著于平时，其体已立，故事功见于当世，有用必行。善观人者，正不在乎事为之末，彼夫工于论辩，惟知猎其华者，不足以言儒。徒尚气矜，不知养其勇者，不足以言武。功名之际，志节存焉。非华士之彬郁，粗才之猛厉，所可袭而取也。臣湘水寒生，于当世贤豪，少所结识，初参戎幕，继领兵符，自忖学殖荒陋，无补时艰，亦惟借助同心，匡其不逮，所与商略军事，始终攸赖，赍志以没者，约有四人。其成就之大小，志事之显晦，各有不同，而立身本末，均有可观，在臣军营，多有裨赞，虽人往风微，而回首旧时，每耿耿于怀，未尝一日去诸胸臆……

　　于是撮举四人行谊，请宣付史馆立传，朝旨允之。注1010四人者：

　　内阁中书，安徽颍州府教授夏炘，字心伯，号弢甫，安徽当涂县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

　　宗棠之言曰：

　　……臣前转战江皖之交，夏炘时官婺源县教谕。以贼势方张，分起狎至，外无援军，婺源为程朱系出之乡，先世庐墓在焉。士多恪守旧闻，素明礼义，地介江皖，形胜攸关，每驰书告警，臣与刘典躬率所部，星往赴援，击贼安民，婺源幸免蹂躏。夏炘日居营幕，代筹军食，师得宿饱。嗣臣入浙，督办军务，饷源久断，夏炘久官婺源，时遣生徒赴江皖，书券乞银米，饷臣军。比杭城克复，夏炘年已七十余矣，犹时来臣军，详举两浙形势，用兵次第以告。盖乾嘉之间，故大学士阮元，视学浙江，嗣抚浙，平海寇，时夏炘均曾襄事幕中，故山川能说，阅历亦多，所言多协机宜。所著《景紫堂文集》，于朱陆异同，辨析颇精。

　　同治七年（1868），其门人刑部侍郎胡肇智，进呈其《恭绎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暨所撰《檀弓辨证》、《述朱质疑》等书，钦奉谕旨：“该员年届耄耋，笃学不倦，所绎《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得周官与民读法遗意，用于讲约，甚有裨益，着刊刻颁发，其《檀弓辨证》、《述朱质疑》，均留览。”具见其所著述，上契圣衷。臣前督闽浙时，以甫经兵燹，幕学久荒，地方有司，多属新进，不习法律，曾刊发夏炘所绎《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广为传布，移督陕甘，复重刊之。大经大法，易知易从，官吏借有遵循，罔敢失坠，夏炘之学有经术，通知时事，此其征也……注1011

　　按太平军犯婺源，夏炘倡办团练自卫，设局四乡。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宗棠抵婺，对夏炘颇加礼遇，命在城中设总局，使勇营与团练相联络以为固。同治元年（1862），宗棠入浙，肃清开化，克复遂安，夏炘诫以当慎于前攻，亦慎于后顾，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之道。宗棠嘉纳其言。及宗棠克龙游，更向严州而东下，杭州省城，唾手可得。而皖南太平军势复炽，休、宁、歙危急，夏炘语宗棠：新安不守，虽得杭垣，无益也。宗棠以为然，分兵回援，盖亦贯彻其慎于后顾之主张也。夏炘尝赠宗棠以《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刻本极精，颇启发宗棠刻书之宏愿。入浙后，乃得为之，夏炘亦颇参与其事。如宗棠重刊《康济录》，即为夏炘所校。夏炘著述甚富，先已刊行多种，宗棠主汇为一编，并亲为题签，后亦在杭州省城刻成，此即今行《景紫堂全书》，凡为十七种。其后成之《大象解义》，宗棠又尝议叙而刊之，然已在夏炘下世后矣。夏炘生朱子之乡，研朱子之学，而宗棠学术，亦素宗朱子，尝言行军用兵之法，皆得力于《四书注》之中，宜两人自有针芥之投也。注1012

　　刑部主事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县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

　　宗棠之言曰：

　　……王柏心素以文学见重于时，为臣素识。咸丰三年（1853），臣从已故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在鄂，王柏心与臣同居幕中，见其筹笔从容，算无遗策，心诚倾服。后张亮基调抚山东，臣与王柏心同舟而归，过其所居迈园，王柏心尽发所著录十数种见示，其早年所刻《枢言》一书，于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时则东南鼎沸，群盗纵横，王柏心作《漆室吟》，自写忧愤，当事延致戎幕，概辞不赴。胡林翼抚鄂，请主荆州讲席，书函往复虽勤，然未尝一诣省会也。臣在闽浙，音信时通，未得一晤。移督陕甘，师过黄州，邮书订其汉皋营次一见。筑营甫成，王柏心适至，询以关陇山川形势，用兵次第，及时务所宜先者，王柏心罄所知以告。盖尝入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及前陕甘学政侍郎罗文俊幕，遍历关内郡县，舆程日记，历历可稽，其于汉回及种人习俗性情，知之尤审也。维时臣去湘已久，亲故闻臣将有万里之行，来鄂省视，言及入关度陇艰险情状，多为臣危者，王柏心独不谓然，臣为气壮。后此三道进兵，坚持缓进急战之议，亦王柏心有以启之。其学问深邃，识略超群，足达其忠爱之意，非时贤所易及也，旋卒于荆州讲舍。注1013……

　　按柏心好为大计，咸同间，各省军兴，柏心对于各统兵大员，时有献策。宗棠东征，柏心建议中有两点，似于宗棠颇有启发。一为对太平军以计购间，使内自猜疑，无复斗志。当时宗棠是否自动用间，固无明征，然遇各地太平军发生内讧，或表示款附，辄立即迎机以赴，用速成功，则无疑也。一为请清廷宽省江浙苛重之田赋，收拾人心。其后宗棠在浙，陆续减赋额，去浮收，殆即实现柏心主张，惟柏心更冀清廷自先宣布耳。陕甘变乱，柏心认为平定之道，重在才略处置，不尽在强力战斗。归纳其意见，约有四端：第一，用兵当有先后缓急之分，捻之患在腹地，故宜先肃清。

　　捻灭，再移兵治回；第二，治回当视彼中尤骁黠者诛翦之，余当徐待其畏服请抚，然后因兵力移而分置之。阑之以山河，扼之以屯戍，令弗与汉民杂处。又简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约束，毋得四出滋扰；第三，西北粮缺运艰，宜先事屯田，专务垦辟，力行劝课，与朝廷约，勿责速效，勿遽促战，必食足兵精，乃可进讨，请以三年为度；第四，兰州省城，孤悬极西，当前玉门关外，不绝如缕，无取控制建牙，宜先固秦中根本，勿遽深入，若必先至兰州省城受事，则杨岳斌前车可鉴。后此宗棠西征之言动，均与相合，顾于收复新疆，则柏心未以为然，尝向宗棠提供下列之见解：

　　……顷间传者谓，俄夷意欲兼并西域，朝廷闻之，遂诏麾下移师出玉门阳关，规复新疆。窃谓此为失策之甚者。佐庙谟者，不能料敌知兵，犹狃于中国全盛之势，以为城郭属国，皆吾祖宗所开拓，岂可令远夷蚕食；一二宵小，又忌麾下澄清关陇，功名太盛，将欲使之困于穷沙荒碛，疲惫匮乏，至溃散而后快，此非为国家谋者也。果有成命，则请抗疏力陈，不可出关，如无此事，亦望先行疏列，置嘉峪关于不问，惟极力守关，保固秦陇内地，此安危所系，不可不先事陈奏者。请为麾下举其大略，而酌采之，为入告张本。

　　昔者匈奴强盛，则汉武开置西域，断其右臂，匈奴遂弱，汉亦衰矣。至光武则不纳质子，闭玉门以谢使者，而陇民获安。厥后段颎奋其武节，尽灭东西两羌，可为奇快，然未几即阶董卓之乱，曹氏遂起而移祚矣。唐之盛时，亦辟地至安西四镇，后卒沦于吐番。明成化、弘治间，号为盛时，曾弃哈密、吐鲁番，但守嘉峪关，未闻有阑入内地者。明之亡也，乃在流寇，而不在西戎，此往事之宜鉴者也。近十数年前，中原群盗纵横，窃闻新疆南北诸城，若存若亡者久矣。是时有索酋者，窃据僭号，势且逼近甘州。今者俄夷不知与索酋相首尾，抑已掠及南北诸城，且又总吾罪人以临之。有匈奴用中行说，金人用郭药师，俺答用赵全故智，彼反为主，我反为客。俄夷在诸种中，最强且大，谕之以理与词，彼必不应，威之以势，又不足，此近事之宜审者也。且今吾力不能兴师出关与争者，有三：

　　瓜沙以外，声气久经隔绝，保塞旧部，无为我用命者，水草美地，彼先据之。粮糗安出乎，刍藁安出乎，马牛橐驼安出乎。往时台栈顿舍，大半已废，斥堠道路，荆棘丛生，自嘉峪关至南北诸城，近者七八千里，远者万余里。驱中国壮士，斗之黄沙白草，冰天雪窖，寥阔无人迹之地，吾未见战之必胜也，此其不能者，一也。

　　兵少不足制敌，兵多又苦飞挽不继，幸而胜，必留兵驻守，设亭候，严烽燧，增毳幕，障水泉，功费不可胜计。彼西戎种落，非吾孝子顺孙，稍不得志，即导夷深入，粮援告断，异时仍不免委而弃之，此其不能者，二也。

　　中国自军兴以来，垂二十余年矣。海内虚耗，将士凋伤，滇黔尚有未复之郡县，长鲸毒蜃，布满畿甸，未尝一日敢忘戒备。若复举锐士精骑，自顿于轮台、交河之外，腹地有警，不能还顾，譬螳螂不见黄雀在其后也，此其不能者，三也。

　　奈何中朝之士曾未一涉思及此，而甘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之愚耶。故曰，失策之甚也。麾下不言，更有何人能言哉……

　　此自与宗棠之见，大相剌谬，而宗棠亦卒收复新疆，当出柏心所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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