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六十三　兴教劝学(5)

六十三　兴教劝学(5)

　　光绪元年（1875）八月，举行首次甘肃分闱乡试，宗棠循例入闱监临。与试者四千余人，榜发，第一名举人，恰为宗棠属望之安维峻，于是与书陕甘学政吴大澂，记述其事：

　　……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弟于甄别书院，及月课、录科，均拔置第一；意其不仅为科名中人，闱中秋宵，尝倚杖桥边，忽仰视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不虞监水官在后窃闻，为（杨）庆伯廉访（重雅）言之。弟初不自觉。写榜日，两主试先以闱墨见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频日集，必叙此为佳话，觉度陇以来，无此兴也。来示亦及之，然则老伧所赏，固非谬耶……注916

　　至乡试中额，按陕甘合闱时，原共六十二名，至同治八年（1869）乡试，始由宗棠奏准，以二十一名为甘肃中额。此次分闱，宗棠再请援各省乡试中额之贵州，定为四十名，旗营另定二名。结果仅奉准三十名。嗣以军兴以来，甘省人民各项捐输五千余万两，奏请增加十名，仍为户部所驳。及至光绪二年（1876）第二次分闱乡试，复由宗棠申请，始获特旨允准。由是甘肃乡试，每科中额，确定为四十名。注917先是，甘肃有若干地方，文化比较落后，试卷另编字号，特定分科中额。如宁夏府编为丁字号，甘州府、西宁府编为聿左字号，均一科分中一名，一科公同取中。安西州、肃州、迪化州，编为聿左字号，均每科分中一名。分闱以后，此诸地方士子，不愿为分中名额所限，议定甘州、西宁，取消另编字号，分科取中办法，一律归入总号，公同取中。安西州、肃州、迪化州，则改为一科公同取中，一科仍编号分中。同时，对于回民，则另编良字号，一科分中，一科公同取中。注918

　　甘肃分设学政，于光绪二年（1876）实行。学政衙门在城南，亦系新建。以前陕甘学政常驻三原，每隔三年，始莅甘一次，故岁试、科试，均合并举行。至是，实行岁科分试。惟阶州、肃州、安西州，因路途较远，暂仍岁科并试。数年后，因宁夏、庆阳两府，地方凋敝，应试人稀，回复岁科并试办法，以归简便。注919

　　清制，每隔三年，各省就廪、增、附生中，考拔优生，贡入太学。其名额，大省无过五六名，中省无过三四名，小省无过一名。陕甘原照中省例，定为四名，陕得三名，甘得一名。甘肃既分设学政，由宗棠会同学政，于光绪二年（1876）间，奏准增加二名，合为三名。又狄道早于乾隆五年（1740）由县升为直隶州，然廪、增生学额，犹从县例，亦由宗棠奏准各从二十名加至三十名。注920

　　科举时代士子，以功名为重。甘肃之实行乡试分闱，分设学政，既便利其考试，复扩充其学额。一般士子对于宗棠，自是感戴切至。而甘肃文风亦由是渐盛，兰山书院肆业生，骤增至四五百人，即为一证。宗棠固谓：

　　……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致之……

　　其言于此，信而有征矣。

　　道咸而后，各省自遭兵事，公私图籍，泰半荡然。而当时主兵大员，均属儒者，大局底定，即尽力宣扬教化，于是同光而后，刻书之风，一时颇盛。宗棠亦为倡导刻书之人。然宗棠刻书之志愿，早酝酿于驻军婺源之时，家书致其长子孝威曰：

　　……若我治军之暇，尚有余力，当翻刻《小学》、《孝经》、《四书》、《近思录》……

　　云云。其后入浙，乃先就宁波雇匠为之。杭州省城克复，正式设立书局，其所刻书之著者，为影刻安徽鲍廷博所刊之六经。其余可考者，有如上所述夏炘纂《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别有倪国琏重编《康济录》。注921

　　在福州省城时，创办正谊堂书局，有告示一通，揭其旨趣：

　　……敬教劝学，卫国于以中兴，察孝举廉，汉治所以近古。曩者仪封张清恪公孝先先生（伯行）之抚闽也，与漳浦蔡文勤公（世远）闻之先生讲明正学，闽学大兴。清恪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版本，则蠹蛀无存矣。爰择省会文昌宫，设正谊堂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近年科举频开，得举者多，谅不乏有志问学之士，其愿入局任分校之役者，各赴署报名，本月十六日取齐，定期十八日面试榜示。取入者，月致膏火银五两。本爵部堂判事之暇，亦将来局，与同志之士，共相讨论，傥不以时遇不学而弃之乎。

　　《儒先遗书》原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部。宗棠为厘定重刊，增为六十八种，易其名曰《正谊堂全书》。宋儒理学之著作，此为渊海，《正谊堂全书》外，尚刻有陈宏谋《五种遗规》，亦有裨风教。正谊堂书局后即改为正谊书院，专课举人、贡生，曾由清廷奖给“发藻儒林”匾额。注922

　　宗棠移节西北后，鉴于地方经籍消亡，诵习久废，五经、四书，坊间向无善本，仅由书贾贩自川、汉，抑且供不应求，于是复从事刻书。其刻书之机构，一在武昌之崇文书局，一在西安之关中书院。崇文书局将在浙所刻六经，重行翻刻。关中书院所刻，为《小学》、《孝经》等书，均广为分布于各书院、各义学。新疆收复，后在迪化设立书局，所刻即为前述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字韵言、日用杂文等，专供回民义学所需，亦尝将《圣谕广训附律例易解》，附译回文，广为分布。注923

　　金陵书局为曾国藩所创设，光绪七年（1881），宗棠任两江总督，有人建议裁撤。宗棠以为明年乃举行乡试之期，各郡县士子云集，购求图书者必众，正宜多为储备，遂拨款增印，至时果销售大畅云。注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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