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五十三　茶务之解人(2)

五十三　茶务之解人(2)

　　当日，宗棠尚有与陕西布政使谭钟麟一书，商榷整顿甘肃茶务问题。书中叙述湖茶历史，颇有趣味，可与上述办法相印证：

　　……湖茶之销售回、番、蒙古，大约元以前即如此。明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马，其意盖欲以致番马耳。国朝用北马，得察哈尔地为牧场，马大蕃息。北马矫健，易于调驯。虽形状毛片不如西产之伟，而战阵可恃，能转旋于路径曲隘之处，其筋骨健于西马。朝廷以西马意态状貌可观，宜于进御立仗，故例有选充天厩之举。至战阵所尚，则非北口所产不宜。西马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总督衔系茶马，乃专意榷茶，以佐军储之急。而实则茶务一事，并无解人，百数十年，任其废弛。弟以老农出预世事，属有兼管茶马之责，故欲一为检校。茶务奏事，于试办之始，不敢为过尽之论。实则以后润色，此稿大略已具矣。

　　来书所称茶以包计，似系湖茶之下者。三十年前，馆小淹陶文毅里第，即山、陕茶商聚积之所。当时曾留心考察，知安化夙称产茶，而小淹前后百余里所产为佳，亦最多。商之挟资来者，多购求砖茶上品、中品，最下则卷包客售，其价之最贱者（不及砖茶十之一）。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畀刈凡草入之。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言新化真茶，尚不如安化草之易售。上冬，拆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近时，海口畅销红茶。红茶不能搀草，又必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条索，其价亦实较行销西北之茶贵可数倍。此次湖茶之图畅销西北，盖以头茶、二茶、新嫩、阳芽均售海口；而三茶及剪园茶无可销之路，不若仍作黑茶，可以获利也。除安化茶不计外，湖南、北、江西之茶，何可胜纪。如果黑茶销路通畅，即头、二番新茶亦有改作黑茶者。即安化现作红茶出售者，亦将渐改黑茶。而海市一日不绝，茶利亦一日不绝，中土之利也。

　　陕西销茶之多，非尽销之陕境，盖侵入甘境出口者实多。本地所销之茶，不过香片、珠兰等等名色，未成封者（此未做成封之茶，乃私茶也）。其价每斤贵至数钱，分上、中、下三等完厘。以成本计之，盖较包茶、砖茶为轻矣。其已做成封之茶，则无所分别，只能按引抽厘，照正杂课计之，每引已暗减数钱，又奏减湖南、北厘银十成之八，本尚不重耳……注754

　　资江流域，为湖南黑茶之主要产地，而小淹尤为茶市之中心，宗棠早岁居此八年，耳熟能详，不谓晚年乃犹得本所知识，施诸西北茶务也。

　　案经清廷核准，即于同治十二年（1873）起实行。综括宗棠之办法，为以票代引，减定课额，随票完纳，沿途各省验票放行，不再征税。每票配茶五十引，计成封正茶四千斤，每一百斤为一包，分装四十包；另加副茶每包二十五斤，凡一千斤，以备弥补诸种损失。每票征税银一百五十两，厘金七十二两，是为往时正杂两课之和，后又加厘金二十一两六钱，于是甘肃境内之官茶，每票合缴税厘二百四十三两六钱。

　　运销新疆，先于过肃州出境时，每票加征厘金二十两（嗣经茶商呈奉宗棠核准，改在哈密交纳），抵新后，另征每票税银八十两，后又加厘金二十两，于是新疆境内之官茶，每票合缴税厘三百六十三两六钱。此第一次所发茶票，凡八百三十五张。领票者，仅有东柜与南柜，而尤以南柜为多。南柜领袖为湖南籍道员朱昌琳。结果在甘肃省库，诚获得二十万三千四百零六两之收入，在茶商则以销路未能如宗棠理想中之畅遂，赔累不堪。其故自因战后地方元气未复，与夫湖南人士不善经商，而最大之症结，仍在走私之猖獗。在陕甘境内，虽稽缉甚严，然穷山僻径，随处可通，不但兰州以东，尽领私茶，即在甘州、凉州亦多侵灌；在归化方面，则官吏受每年数万元陋规之诱惑，更坐视私茶经过蒙古草地，再运新疆之古城子，源源不绝，宗棠亦无如何也。注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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