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五十二　盐政改票(3)

五十二　盐政改票(3)

　　综括宗棠在陕甘整理盐政，凡为两种：原有课税者，并入厘金征收；原无课税者，酌征税厘。然以人口稀少，且鲜知腌制，故销盐不多。除阿拉善蒙盐外，其实际收入，自同治十一年（1872）终，讫光绪六年（1880）终，仅得六万零八百十六两。而原有引课者，以后仍渐摊入丁粮焉。

　　两淮盐课最巨，而盐务亦最坏。当嘉庆、道光年间，经陶澍整顿一次，至太平军兴而复败坏。太平军平定后，国藩与宗棠先后任两江总督，均有所规画。所谓两淮者，盐区以淮河为界，北为淮北，南为淮南也。注748

　　淮南盐在各省之引地，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之一部分，即所谓扬子四岸。当太平军时期，因运道梗阻，安徽借销淮北盐与浙江盐，江西借销浙江盐与广东盐，湖北借销四川盐，湖南借销四川盐与广东盐。此四省当局只求有盐可资抽厘以给饷，自不暇顾及淮南之引地，国家之盐课。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肃清，国藩两任两江总督，悉心整理，一面改引制为票制，一面收回原有引地。后者除安徽、江西两省因属两江总督辖境自无问题外，湖北、湖南两省借销川粤盐已历十年，在盐商因利其销路，在官吏尤利其厘金，故不愿遽将川粤盐取缔，并将淮盐原有引地交还。

　　坐是，淮南盐在此两省，仍大受打击，而在湖北为尤甚，以淮南盐运销湖北者原占全部引额十分之六也。惟川盐质味较佳，运输较近，自难与竞争。国藩数度力争不得，当与议定：暂以若干部分，容川盐与淮盐并销；又以若干部分专销淮盐，其川盐颗粒不容侵入。及宗棠到任，查得咸丰元年（1851）淮南盐在湖北与湖南引额原为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引（每引六百斤），同治三年（1864）以后只行二十七万二千引，不足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引；在安徽引额原为十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八引，只行七万二千引，不足四万二千八百五十八引。惟在江西引额原为十四万五千一百二十引者，反增至十七万引者。当奏陈应力图兴复原引额，而注意四事：

　　一曰讲求盐质也。淮盐约有两种：淮北晒盐，借风日之力而成，色白而味佳；淮南煎盐，取卤注锅镬，火煮而成，色黯而味微涩。北盐较南盐利于销售。惟场分无多，产盐不盛，不如南盐产地多而配销引岸又远且广也。川粤之盐，略与淮北相近，色味均较淮南为佳。引地之被其侵占，虽由成本之轻，亦由盐质高于淮南之故。从来办理盐务，莫要于缉私。而欲私净官销，莫先于减价。诚以价平则销数自畅也。然盐价虽较私为减，而官盐色味不如私盐之佳，则其势不足敌私，民食终难舍彼而就此。故收回引地，从前官商未尝不意度及之，而终不免怀疑自阻者，以色味不逮也。

　　臣按煮海成盐，既资人力，则色味高下，自由人力致之。访知扬垣存盐之向称上色者，曰真梁、正梁、顶梁三种。尤贵者，重淋一种，其色味与淮北无异。重淋云者，盖即取场灶存盐，重加水淋，滤出而成者。取至验视，色白味佳，较蜀粤所产，殆有过之，而其价每斤不过增钱一文有奇而已。现饬场员、垣商仪征掣验委员通照重淋一色煎收，严禁搀和混杂，为正本清源之计。盖无论能否敌私，而讲求盐质，裕课便民，本盐政应办之事也。

　　一曰裁减杂款规费也。盐务本腥羶之场，自盐政、运司，至掣验、分司、经历、大使、知事、文武印委各衙门，例有公费外，善举有费，供应杂差有费，以及挂名差使薪水干脩，凡取之盐务，并入票本积算者，繁巨日增。兹拟善举有益地方，准随时酌议加增；此外应裁者裁，应减者减，逐加厘定备案。嗣后不准别立名色，违章巧取。以身先之，期于共济。庶几成本可轻，而减价敌私之效可睹也。

　　一曰缉私宜严也。私盐之侵鄂岸者，川盐为大宗。其借岸行销者，不必论。近由荆州、监利而上，浸至借岸之外，而武（昌）、汉（阳）、黄（州）、德（安）一带并受其患矣。私之浸湘岸者，粤为大宗。其专岸行销者不必论，近越衡（州）、永（州）、宝（庆）三郡之外，浸至专岸之外，而长沙各属并受其患矣。此犹下游之患在意中者也。其意外之私，如浙江岱山所出之晒盐，价极廉而产极旺，宁波钓船、夹板洋船公然装载，由海口驶入长江，插用洋旗，不服盘诘。内地轮船亦然，而直隶、福建采办米粮之船，各省差遣来江轮船皆将装盐上运，非预示阻截，徒责之局卡员弁临时讥禁，势有未能。此犹外来之患也。至枭匪私中之私，票贩官中之私，难以数计，尤为境内之患，防不胜防。臣现饬水陆各营沿途巡缉，一面张示晓谕，先清外来及本境官私隐患，以清其源；一面函致四川督臣、湘北督抚臣，请其助复引地，仍挑选臣部亲军水、陆各一营，赴湖北、四川交界引地，备巡缉之用。庶几同心共助，于大局有所裨益。

　　一曰先行官运以导商也。收回引地，本商贩所至愿。然骤议通行，事同创举，商情有不能遽释者，不能不行官运，以导其先。兹拟遴委妥员领五千引，运赴湖北荆州借岸，由螺山、监利渐入试销。所有领运成本，销售价值，均与商贩一律办理，略无异同。意在借悉运销出款，售盐入款，了然心目，然后量其赢缩，定为永远章程。庶几裕课便民、恤商二者兼权并计，推行尽利，其法乃可大而尚久。

　　同时，与各商接洽增引。计湖南、北增复十五万引，每引一次收票费银十两，先收四两（每五百引为一票），安徽增复四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引，每引一次收票费银十六两，先收八两。共增复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八引，预算每年可增收正课银十七万两有奇，厘金一百二十万两有奇。此外湖南之衡州、永州、宝庆三府淮南盐原引地，有人请认旧额四万六千八百余引；辰州专岸有人请认一万二千引；永绥苗疆专岸有人请认一千七百十二引；又岳州府属之平江专岸近年曾销盐片一万引，至是有人请加二千引。顾宗棠之计画，一阻于户部，再阻于湖广总督，三阻于淮南旧盐商。户部责宗棠未先与湖北、四川两省商得同意，认为窒碍难行。

　　湖广总督仅允每月先复一二百引，又反对宗棠自派水陆部队前往缉私。淮南旧盐商因宗棠严厉禁止夹带重斤及虚报淹销诸弊，又因彼等原执盐票，平日买卖，可每张索价银一万数千两，而新发盐票每张仅收银数千两，致旧票无人过问；遂设计倾轧，谣诼纷起。且当时宗棠办理此案，本人虽清白乃心，而部下不免上下其手，致引起弹劾（另详七十六节）。结果，清廷改定一种增引减少与票费加多之政策，以为折衷。于是湖南、北所增十五万引减为三万引，以二万引归湖北，一万引归湖南，共收票费银六十万两；安徽所增四万二千八百五十八引，减为一万七千七百六十引，共收票费银三十五万七千一百六十两。至湖南衡州等各引地专岸，其后仅核定平江增加二千引，共收票费银四万两。注749

　　淮北盐在客省之引地，为河南及安徽两省毗连江苏之一带。自道光年间，因引制废堕，由陶澍改行票制，销数日旺，由原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八引（每引四百斤），渐增至四十六万引。及捻军窜扰，防剿部队饷无所出，各自提盐营运，以给军食，票制亦崩溃。后经国藩设法整理，恢复陶澍旧规。惟国藩以军事初定，闾阎未尽复元，暂照原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八引行盐。国藩以后历任两江总督，深虑增引后，纲分不能提前，不图回复至四十六万引原额。逮宗棠莅任，认为引地肃清已久，户口日繁，销盐自必日旺，断无销畅引滞之理，劝导各商增复十六万三千十八引，每引一次收票费银二两，共三十二万六千三十六两。并将下列两种淮北盐受病之原，予以解除：

　　（一）盐河以西坝至安东县之傅家堰六十里，河身高仰，势若建瓴，一遇水浅，则商人运盐，起驳既艰，抛耗又巨，遂致运迟费重，累日增加。宗棠饬挑浚深通，俾盐艘畅行，运输无阻。

　　（二）垣盐出场，票贩最重盐色。欲求上色而不可多得，遂向池商暗中贴价，名白贴色。甚至商伙勾串，卖放重斤。前者暗增商本，后者有占国课。宗棠饬盐运司转饬分司亲赴盐场履验，遇犯必惩。卒将数十年积弊，一扫而除。注750

　　光绪九年（1883），宗棠因病去两江总督任，在任凡二十一个月，其间兼管两淮盐务之成效，据所奏报：“淮南部分，解过实银五百数十万两。比较前任，自同治三年（1864）至今，岁入均不过二百数十万两，收至三百万两以上者，不过偶一二年，兹光绪八年（1882）收数已二百八十九万余两。淮北部分，全纲四十六万引，亦早经运竣。”总之，经宗棠整理后，淮南盐共增四万七千七百六十引，淮北盐共增十六万三千十八引，共收票费银一百三十二万三千一百九十六两。每年可共收课厘银八十余万两。注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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