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五十二　盐政改票

五十二　盐政改票(1)

　　食盐征税，本为财政上一种不良之制度。顾吾国榷盐，远在汉时。虽历有变迁，然常为国家收入之一大来源。清代行盐，其先大抵采用一种引制。就某一区域，按其食盐可能之消费量，归商人担认运销。因运销数量之单位曰引，故运销之口岸曰引地，运销之商人曰引商。每引若干斤，纳税若干，均由政府规定。且担认运销若干，须在规定时期如数销讫，否则仍应按引缴足税银。其后复有一种票制，准商人各视财力所及，认销若干引之盐。照缴税银后，给予盐票，凭票面所载认销数量及指定区域运盐经销。惟盐务情形复杂，素为弊薮。而其税厘（引商纳税不纳厘，票商税厘并纳），则关系国家收入，其供求又关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生活。苟非管理得宜，极易形成严重之局面。故吾国自来名臣怀抱经济者，无不于盐政注意探讨。况清代产盐省区之总督均兼管盐政，故于行盐一事，尤不能不深切关怀，随时有所设施，如陶澍、曾国藩、左宗棠皆其俦也。

　　浙江行盐，向采引制。由本省之杭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及江苏之松江七属分管。松江一属包括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及太仓等四府一州，又所谓苏五属者也。每年规定销额：正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六道，照改余引八万道，余引十五万道。共征课银三十二万数千两。但当道光年间，已每年仅能销至五六成。自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入据江宁省城，江浙政治失其常轨，杭州、嘉兴与松江三所所辖引地，逐渐为淮盐所侵灌，浙盐销数益大减。惟绍兴一所因借销淮盐在江西之引地，不至全行废堕。然自十年（1860）以后，安徽与江苏在江南之各郡县相继沦陷，已而浙江同是遍地战氛，运道阻塞。于是绍兴引课，亦复崩溃。此为宗棠未入浙江以前状况。

　　同治二年（1863），宗棠督师衢州，嗣浙东各郡县先后克复，始饬绍兴行盐试改票制。及全省肃清，而调查盐政案牍，荡然无存，盐商盐灶大半凋零，间有一二旧商，皆避乱甫归，赤贫如洗，势难责令继续领引销盐。于是令杭州、嘉兴、松江三所一律暂改票制。无论新商、旧商，但能纳资到库，即给票认地行运。自同治四年（1865）起，以一年为期别由政府助以下列四端：

　　（一）首重缉私，以疏票引；
　　（二）痛改浮费，以纾商困；
　　（三）核减卖价，以敌邻私；
　　（四）严查煎数，以杜影射。注734

　　冀原引课之早日如数恢复。

　　福建行盐，当道光、咸丰年间，有官帮，有商帮。官帮之中间，又有福州、兴化、漳州与泉州四府属二十一厅县之各帮及县澳各帮。商办之中，又有官代商运一种。官帮每年应完正课银三万八千四百余两，溢课及额外盈余四万二千七百余两，共八万一千一百余两。商帮每年应完正课银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两，溢课及额外盈余九万五百余两，共二十万六千一百余两。官商两帮合计，二十八万七千三百余两。此两帮均积弊重重，而盐场人员尤为腐败。就福州等帮言之：课皆向归州县征收，无论已未征数，均应按日计算，责令完缴。因州县畏难苟安，任人包办，名曰穙户（即馆办之别名）。

　　其以地方民情刁蛮，不敷征解者，固非无有；而获有盈余者，实亦不少。徒以甲年所收之课，必待乙年奏销；相率以二三分抵充布政使库军需，冒销无着之款，避免革职处分。其余则尽饱私囊，攘为己有。纵经盐法道严札频催，而抗延不交，竟成积习。就县澳各帮言之：距盐场较近，收私卖私，习为固然。其始地方官姑为隐忍，久之官势浸衰，私枭浸炽。于埕私、场私、包私、船私、帮私、引私之外，复有纠党持械，明目张胆之担私。与官争利，与商为仇。到处皆然，无从捕治。就西路商帮言之：一商倒帮，分派各商代课。课额愈多，成本愈重。又加以规费之需索，流交之帑息，海溪之险阻，亏折坐耗，不数年而资产荡然，倒罢相继。

　　又就官代商运言之：商帮倒罢，篷额无人认配，又变为官运。试办之始，销路尚觉疏通。久之，官视为利薮，开销挪垫，虚抵搪塞，办运者扣费以入私橐，督销者卖私以取盈余。比课额太悬，又捏报失水、抢毁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致所领成本，逐渐消磨。至盐场人员本有督晒配运之责，有缉私修坎之责。今因场署大半无存，官坎莫考，遂不驻场经理，借寓省城。遇有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又冒认场分，指私为官，截角收买，借图渔利。致埕坎全废，遍地皆私。滨海之民久不知场员为何官，配盐为何事。坐是种种原因，故当咸丰初年，已认有整理必要。彼时所拟办法：曰就场征课，曰按包抽税。只以主管盐政者之因循，复经太平军之窜扰，而全省盐纲几至全废。如同治元年（1862），虽报收课银二十一万两有奇，实解止八万两有奇；二年仅报收银十万两有奇，实解更止六万两有奇。四年（1865），宗棠莅闽浙总督任，断然试办票制，期以一年，其具体办法为：

　　（一）用盐道票代引，名曰贩单；
　　（二）西路以引商为票商，县澳以穙户为贩户；
　　（三）西路每引原为六百七十五斤，以三十引起票，东南路及县澳每引原为一百斤，仍以百斤起票；
　　（四）两路每引征正课银四两五钱零，每两加耗一钱，又每两抽厘四钱；东南路及县澳每引征正课银四钱四分零，亦每两加税一钱，又每两抽厘五钱。注735

　　一面收束过去：

　　（一）将咸丰七年（1857）前积欠无法分年带征之课银八十七万一千二百余两，悉予蠲免。注736
　　（二）将同治二年（1863）商帮溢课及三年（1864）正课银二十万六千一百余两，先匀分四年带完后准归入票运带征，统收统算。注737
　　（三）将一、二两项外官商帮积欠银四百余万两，仍行追缴。注738
　　（四）将办理贻误之盐法道潘骏章奏参革职，并追缴赔项。注739

　　一面整饬未来：

　　（一）裁革所有杂课、陋规及一切冗费。
　　（二）严诫盐场人员，驻场督配。
　　（三）就各府、州、县分设局卡，重抽私贩。
　　（四）就下游滨海一带地方，酌拨师船驻防，以杜担私船私偷漏。注740

　　讵意户部对于骤改票制，大为不满，移文诘责。宗棠覆奏，逐加痛驳。并指明试行票制半年内：

　　（一）课厘已收银十六万数千两，待收十余万两，足抵同治元、二年间（1862～1863）一年及一年半所收之数；
　　（二）积欠已追回银五万余两；
　　（三）陋规已裁革每年七八万两。其疏尾更慨乎言之：

　　……从前部臣知闽鹾之日坏，奏议改章，若前任督、抚臣肯不计身家利害，毅然为国家长久之计，则现在新获之效，早行之十余年以前，计所获已不下二百余万两，何至积欠至四百余万两之多。乃从前积欠至四百万两，而不闻部臣参办责赔；兹力排众议，奏请试行，而部臣转持苛论。事关国计，臣安敢缄默不言。总之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政斯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盐务为腥膻之场，为奸弊之薮，见效最难，致谤则易。苟无洁己奉公，独立不惧之员，即改行票运，臣亦安能保其必无流弊。惟据现在而论，臣虽不肖，断不敢计及身家利害，重负君父；盐道吴大廷尚知自爱，又正当感恩图报之时，断无背公营私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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