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四十五　楚军与湘军淮军(2)

四十五　楚军与湘军淮军(2)

　　宗棠既公开不满淮军，淮军将领亦多不愿受宗棠节制。鸿章深知其情，故当宗棠进攻金积堡受挫，而清廷屡促淮军驰援陕西时，亦公然于覆奏中直陈宗棠之不欲与淮军合作：

　　……论者每谓楚军宜于南而不宜于西北，曾国藩亦尝为是言。然左宗棠每欲专用楚军平回匪，近因事机屡变，稍参用雷正绾、黄鼎、金运昌、傅先宗等，而于他将仍凿枘不入。现在围攻金积，屡破坚寨，冀即得手。马化隆一股若可歼除，甘事当渐起色。若甘军稍振（按甘军指宗棠在甘肃指挥各军，包括楚军在内），则陕事亦松，似无须别置一军，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臣前赴陕，本拟待秋后即请撤归者，正为此也……

　　此奏可谓为鸿章对于宗棠前奏之反攻。甚矣，气类不同，门户之见，虽贤者有所不免乎！注669

　　西捻平后，楚军与淮军又有一度对于各省协饷之争，宗棠尝奏陈其事：

　　……各省协饷，厚于淮军，薄于楚军……上年剿捻事毕，楚军西行，所指为饷军之资者，洋税。淮军东下，所指为撤军之资者，厘金。然楚军所得，不及淮军三之一也。曾国藩奏借浙江厘金十万两，为撤军之资。而浙江于一月内已解三十万两，其应解陕甘及臣军之饷，月共七万两。嗣奉旨加协，又五万两。浙江乃先将旧协臣军之二万两一项，停止不解……江南除照旧应解刘松山六万两外，仅协臣二万，刘典一万，穆图善一万，共止十万。而其协淮军，则每月二十万两，多寡悬殊……

　　由是宗棠益致憾于淮军，且自承“楚淮两军之不相浃洽，天下共知共闻”。及宗棠总督两江，对于江苏境内之淮军饷项，提出三种措施：

　　其一，江苏额拨淮军专饷，岁共银二百数十万两，向系解交淮军后路粮台自行发放。宗棠以便利稽核与免除转折为理由，议将分驻江苏境内淮军饷项，改由江苏省军需局按照淮军旧章，就近直接支放。并以后即列入金陵留防军需案内一并报销，不必再经淮军后路粮台。奏上，奉批另有旨，惟以后似无下文，故恐未实行，时为光绪八年（1882）三月。

　　其二，淮军前驻北方，米价系按北方时价计算，自调江南，江南米价较廉，自应改按江南米价计算，但并未照减。宗棠大概认为于公家吃亏太巨，当命一律改按江南时价扣发，以资撙节。原奏如何措词，今无可考，惟曾奉批“知道了”，时为光绪八年（1882）十月。

　　其三，前项溢价，实非分给勇夫，而归统领等自行支配。故宗棠于前案内，又曾声明，当同时酌加各该淮军统领办公经费，其后按所统营数多寡估加，少者由每月银一百三十两，加至四百三十两，多者由每月银三百两，加至八百两。原奏略谓：“现在米价改照时值核扣，权其出入，原定薪费、夫价银两，实属不敷贴补，是以分别加给。”则言外似有淮军各统领对于米价原有沾润，今因改按时值扣发，故酌予补偿之意。已奉批：“该部知道。”不意户部忽又议驳，由宗棠重行陈请，以为业经两次奏奉谕允，不宜失信于将领。始复奉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时为光绪九年（1883）七月。

　　嗣乃有人就第二点，奏劾宗棠于淮军有心裁抑，以致将士各怀疑虑，旨交彭玉麟查办。玉麟覆陈，实无其事，并谓：“米价如果当减，岂能因是淮军而不随时加以变通。”盖就表面观之，宗棠处置，原属公允，惟其本意是否借此裁抑淮军，则须视其心术。注670

　　抑同治中兴，固全赖湘、楚、淮诸军乡勇之力，其后且一化为防练军，再化为巡防队，三化为全新式之陆军，然军阀之构成，亦由于此。按绿营与勇营，有一根本不同之点，绿营先有兵丁，而后有将领。勇营先有将领，而后有勇丁。绿营之兵丁，均为土著，定居一地，不随将领而调动，即遇出征，仅在各营抽调成军，并不全部队动员。勇营之勇丁，均为客籍，居无定处，常随将领而调动，更至于随将领之存亡而完散。当时以为绿营之不堪作战，正为在此种制度下，将与卒不习，卒与卒不习，因以胜则相忌，败则不救，于是用下列方式，征募乡勇，一矫其弊：

　　……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而后营官点验归棚，盖均取其相习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长，相距非遥，能知其住址，亲属之确实，故在营则恪守营规，临阵则懔遵号令，较之随营召募游手无赖之徒，以充勇夫者，稍为可恃……

　　故曰：

　　……勇丁之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长、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此明臣戚继光所以有募勇必由知县之说也……注671

　　以是原因，此种勇营，上下维系，将卒亲睦，指挥便利，训练容易，且于同袍之外，多一种同乡情谊，更或彼此为戚族，故作战时，自能互相援助，一遇伤凶，益足激发其报仇雪耻之心，卒用此精神，杀敌致果。惟以其就同一地方征募为主，故其部队系以地方名号。如上所述，地方色彩甚浓，不免形成若干地方利害观念。不特此也，惟其以将领自行募勇为主，故其部队常标以本人之名号，如鲍超号春霆，其勇即曰霆军，刘铭传之勇即曰铭军，宗棠之勇亦尝以封爵徽号称曰恪靖。更有特定一名称者，则如李元度之安越军，张曜之嵩武军等。个人色彩甚浓，不免形成若干个人利害观念。不特此也，勇营既以将领为主体，其军旗即缀将领之姓，如遇此将领亡故，则其营大都只能解散，否则仅有彼之亲属可以为继。如王錱殁后，其旧部大都已散，宗棠召集时，仍以其弟开琳统之，是为一例。又如刘松山死而所遗之老湘营，宗棠以其侄锦棠带领，又为一例。故绿营虽腐败，尚不失为国家之军队，勇营虽刚劲，则成为私人之军队。在宗棠、国藩、鸿章诸人，固无自私其军队之心，然当时之勇丁，固已只知有将领，不知有国家。末流所趋，将领亦只知以其部队为私人之势力，不知其应为国家之武力。益以在各军之上，又无一公而忘私，足以涵盖一切，如宗棠与国藩、鸿章其人。于是此军与彼军间，始则自成门户，继则各保地盘，终于互相火并，而军阀之祸，遂历数十年而不已。此则当日创始诸人所不及料者也。

　　惟太平军平定后，国藩几尽撤湘军，西征竣事，宗棠亦大量遣撤楚军。中法战役结束后，续募之楚军，又完全遣撤。故以后军阀之养成，湘楚两军尚少责任，独淮军则永恒存在，而鸿章亦不免为军阀之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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