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四十　西征经费之检讨(2)

四十　西征经费之检讨(2)

　　迨至光绪元、二（1875～1876）等年，复经臣与帮办军务臣刘典，将关内后路防营，改照坐粮及土勇章程支饷，以期撙节。至裁改归并各营，除照章找清欠饷外，仍按省份远近，酌给川资，俾得安静回籍。是弁勇月饷一项，虽云照依楚军章程支发，然其中有发给现饷者，有补发旧欠者，有先给月需盐菜火食，嗣后再行核算找发者，情形不一。此时若造清册，安能按名一律开造，求合例章。他如采运军粮，各处市价不同，各营支领粮料，多寡不同，关外转运，经行戈壁，不能如口内程途里数可考。需用一切军装、军火、器械等件，有由内地制办者，有由上海派员前赴外洋采购，运甘转解前敌者，有由陕甘设局仿造洋枪、洋炮子药弹者，更难按例计算工料。

　　臣深知饷项艰难，凡有一切支发，在前敌者，皆由臣行营核明拨发，在后路者，皆由帮办军务臣刘典核明拨发。有时移缓就急，不容坐失事机；有时挹彼注兹，惟期有裨实用。若必求合例章，一一迁就挪移造册，诚如同治三年（1864）六月部臣折内所云，实数不准销，准销非实数，不特无以仰对朝廷，且无以符部臣核实之奏。非臣别有意见，故违定章也……

　　此次覆奏，自得清廷同情，维持开单报销原案。注582然同治十三年（1874）销案，户部又咨驳四点：（一）支发采买军粮、草料、米面价值一款，上届报销案内，每年约支银三十六万两，此案共支银九十一万四千余两，较上届多银五十五万余两。（二）又支发采买驮骡、杂物、喂养等银一款，上届报销案内，每年约支银十一万余两，此案共支银十八万八千余两，较上届多银七万余两。（三）又支发各州县津贴，酌补各官薪廉等银一款，上届报销案内，每年约支银三万四千余两，此案共支银三十一万八千余两，较上届多银二十八万余两。（四）又补发各营弁勇口粮一百四十三万三百六十二两零，未声明补支何年何营欠饷，均应分晰开单声覆。宗棠又具奏曰：

　　……同治十三年（1874），关陇肃清，大军筹议出关，凡军粮、料草、驮骡、什物等项，不能不宽为购备，俾免临时缺乏。采办之物件既多，需用之款目自巨，此采买粮料等项用过价值，较前加增之原委也。至酌补各官薪廉等项，较上届报销案内银数增多一节。遵查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报销案内，支发各州县津贴办公，并酌补各前任积欠薪廉等项一款，系专指酌发文职各官银数而言，其绿营武职员弁，历年积欠之项并未发给。关陇肃清之后，各营员弁纷纷具领，不得不量为酌发。前欠清单内开银数，系将文武各官及营汛制兵支领之项，并计在内。此次支发银数，均系随时酌发，并无一定额数，此酌发文武各官积欠薪廉等项，与上届报销案内未能一律之原委也。又补发各营弁勇口粮银一百四十三万三百六十二两零，亦未声明补支何年何营欠饷，饬查声覆一节。遵查上届报销案内，曾经声明，截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历年积欠各营军饷，共银八百二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两二钱二厘三毫二丝六忽，此次补发银内，即系欠发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截数开报欠饷八百二十五万九千余两内之先行补发之项。前单业将补发银数，在于欠发数内，详细声明扣除。且欠发各营军饷，均系递年滚算，亦无从按年分晰年份……

　　臣维军需支款，与常年经费不同，常年岁有定额，部臣逐年比较，按册而稽，可以知其梗概，军需用款则不然。如支发饷银，则视收款之盈绌，定支发之多寡；采制各物，则视需用之缓急，道途之通塞，商贩之多寡，价值之长落，随时采办。动用银数，非惟今岁不能比于旧数，其需用缓急之间，更有今日不能比于昨日者，断难拟之一律。臣前次开报请销各款，不独户部行查各节，与上届银数间有不同，即部臣所谓上届不甚悬殊之款，亦皆非上届报销之数，适相吻合。其实按年支发银数，多寡本有异同，亦非按年均匀摊算，止有此数，臣前次奏请核实开报，不必牵合部章者，正为此也……

　　于是此次报销，复得核准，注583然户部仍谓此后接续报销，务须核实办理，以重饷项。故第四期报销，宗棠仍以“……臣军收支款项，未能拘定成案，按年划清报销者，用兵于荒远阻绝之地，转运设于水陆万数千里之外，款目均牵前搭后，界画难以限年截清；新疆辟地日广，捍卫借资器械，办事需员；克复城池，随时安插户口，时事不同，势难画一……”等缘由，奏奉特准开单办理。于是十四年之西征经费，始得清结。注584盖户部为执行则例，常坚持造册报销，且造册报销，照例有一笔销费收入，故实不愿各军营开单报销。部中所持为手续，而统兵大员须顾及事实，形成对立，乃事实所必至。然欲依数十年前之则例，核数十年后之军费，欲凭一成不变之计算方式，核各地错综纷纭之物价工价，欲在方寸之门户以内，核千万里外之实支，其必扞格不通，亦不问可知。

　　四期报销所列开支项目，都十二款，兹各系以四期之总数如次。惟原案计算单位至“微”为止，因太琐屑，以“两”为单位。

　　（一）支发楚军马步各营，并各起护军土勇，暨宁夏将军穆图善，固原提督雷正绾所部各军兵勇口粮，银五千四百三十六万九千七百八十四两。再加拨交关内外各军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三百零六两（如宁夏将军、西宁办事大臣、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哈密参赞大臣、嵩武军、甘肃绿营等，即归各该军自行报销），老湘军四百三十二万一千七百零八两（同治七年〔1868〕十月，至光绪元年〔1875〕八月，由宗棠另案报销），共计六千二百九十万九千七百九十八两。案当日宗棠用兵西北，尚有若干部队，虽并归指挥，而各有专饷，别自收拨，不在报销案内。故上列之数，不能即谓为用兵西北之全部饷银也。再彼时军费异常支绌，各军辄欠饷累累。如李鸿章之淮军，浸至规定全年饷额，仅按九个月核发。宗棠所部在西北，亦每仅发米与盐菜，勉维一饱，至年终始凑发满饷一个月或二个月。故截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计尚欠饷银三百三十三万四千四百八十四两。而其间因裁撤归并，遂将欠饷注销之数，亦共有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二百七十五两。

　　（二）支发由上海及湖北、陕西等处起解，并由行营拨解各军饷银、粮米、军装、军火等项，需用船只、车驼、夫骡脚价，并汇解饷银支给汇费等项，银一千六百五十万七千三百九十四两。案此款与以下第六款、第十款，均属军运范围，共计一千八百十六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占总支出五分之一。西北用兵筹运之困难，于此得一证明。

　　（三）支发采买，制造军装、军火、旗帜、号衣、帐棚，并洋枪洋炮、子药、铜帽等项工价，银五百十二万一千三百十一两。

　　（四）支发采买粮米、面麸、柴草价值等银，除转发各营扣回价银外，实共津贴粮价银五百五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五两。案西北粮价，高出勇夫饷额，故每领米百斤，限扣三两，余由官贴补。至出关各部队，则更不扣价，全部由官供应。西北用兵筹粮之难，于此得一证明。

　　（五）支发随营办事文武及各台局当差员弁薪水，书役、工匠、护勇、长夫口粮，纸张、油红等项，银二百零九万五千三百六十五两。

　　（六）支发采买战马、骆驼、驮骡，制办骡车、鞍屉、什物、喂养等项，银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一两。

　　（七）支发借用华洋商银两，议给利息，银四百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四两。减去第四期扣回八万九千七百零一两，实为四百十九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两。案各省关协饷，常不能如期如数报解，不得不向华洋商借款济急，由是在原已万分竭蹶之军费中，又须负担一笔利息。西北用兵筹饷之难，亦于此得一证明。先后共借洋商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详见五十四节），华商一千零六十五万三千七百三十两，除陆续偿还外，截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尚共欠六百万五千两。

　　（八）支发招募各营弁勇经费，及沿途行走小口粮，银二十九万八千三百四十七两。案此款仅第一期有之。

　　（九）支发各营阵亡，受伤弁勇恤赏、养伤等项，银四十八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两。案此款亦常有积欠，截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尚欠银二十五万八千八百九十四两。

　　（十）支发押运军火员弁水陆川资，及采办各项委员盘费等项，银三十一万六千五百二十六两。案此款亦仅第一期有之。

　　（十一）支发各处屯垦经费，采办耕牛、籽种价值，并汉回安插赈济等项，银九十八万零二百三十二两。再加拨交陕西北山赈款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五十六两（归陕西省自行报销），共计二百六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八两。案此款与以下第十二款中之各州县津贴办公，本不在军事范围，惟当日宗棠尚有陕甘总督名义，不能不过问，而陕甘政费，又本支绌，亦不能不在军费内动支也。

　　（十二）支发各州县津贴办公，及添设腰站、军台，购买驿马等项，银一百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三两。

　　以上十二款，合计银一亿零二百六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两。注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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