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三十八　西征中之采运(4)

三十八　西征中之采运(4)

　　用兵关外时之采运，在当日颇成严重之问题。按新疆、甘肃间之交通，在甘肃当以肃州为中心点，其西即为嘉峪关。新疆以哈密为中心点，其间又以安西为一段落。肃州以东至兰州省城，凡一千四百二十里。肃州、安西间，约五百六十里。安西、哈密间，约一千里。至更由哈密而西，则分两路：

　　北路　至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伊犁。

　　南路　至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

　　但当时之形势，仅能至古城一带为止，其余均已不在清廷势力范围之内。故出兵方向，以北路为先，而由安西出嘉峪关，至哈密，须环绕沙漠。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须逾越天山，不但路程遥远，抑且跋涉困难。于是采运问题，宗棠与关系方面发生三种争议：

　　（一）宗棠之意，哈密军粮，可在凉州、肃州、敦煌一带采运；巴里坤、古城军粮，应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采运。但都统景廉等以所辖部队原驻巴古，如此将有妨其本身军食，借词乌、科之粮运至古城，每石需银十余两，劳费太甚，要求仍从关内采运。清廷亦以是责宗棠。宗棠则以为：“关内采粮，由凉州起，历甘州、肃州，以至安西，计程一千五百六十里，合粮料价值，车驮驼只运脚，及各项费用计算，每粮料百斤，实须银十一两七钱有奇……由乌科采运至巴古，需银十余两之多，仅与由凉州采运至安西所费脚价相等。而由乌科采运至古城，一石计重三百余斤，较由凉州运安西，计重百斤之脚价，已少三分之二。况由安西逾哈密，转运巴古，计二十六站，一千九百八十七里，每百斤又须加运脚过倍。”“现在巴古粮价虽长至每石四两二钱，然以一石三百三十斤计算，只一两余可得一百斤，较由关内采运至巴古，又何如也。万无舍贱食贵，舍近求远，舍易就难之理。”注536

　　（二）宗棠之意，粮台必紧设前敌之后。出关之兵若赴南路，自以就肃州设粮台为宜；当时系趋北路，则宜设巴里坤、古城。而保恒遽欲设粮台于肃州。宗棠乃以为如此“则偏于南路，北距古城二千九百六十里，台司支应，何由察诸军之粮食赢缩，而各协其宜。东北距科布多四千三百余里，距乌里雅苏台近六千里，台办采运，何由察脚价之低昂迟速，而尽得其实。无论军行北路，粮台设于南站，为从前未有之事”。注537

　　（三）宗棠之意：“西北转运，以驼只为宜。为其食少运重，又能过险也。驼行口内，食粮不过三斤，昼牧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管牵五驼，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则食草不食料。如遇劳乏，但喂料一升，加盐少许，仍即复故。”而保恒遽在肃州采购车骡三千头，欲将出关运输，创为以车易驼。宗棠痛驳之，以为：“天山岭脊，石径荦确，向无辙迹。重载粮车，联帮衔接，较之单车空车，尚可参用人力。从容过险者，艰难特甚，事必不行。即使艰阻所不辞，劳费所不惜，而肃运之粮，亦必无颗粒到巴城。按肃州、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计程虽止二千二百余里，而道路绵长，又多戈壁，车驮驼只，均须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饮，不能按站而行，中间人畜疲乏，又须停住养息。即催趱迫促，断非三十余日，不能到巴。计每骡一头，须啖料八斤，一车一夫口食，日须两斤。兰州以西，料豆缺产，喂养用青稞、大麦、粟谷等充之，畜食之料，即人食之料也。车行三十余日，计一车运载之粮，至多不过六百斤，两骡喂养，即耗去五百数十斤，车夫口食，亦须六七十斤，而车粮已罄，安有余粮达巴里坤乎？即达巴里坤，而车骡之喂养，车夫之口食，又将安出？”注538

　　但此次争议，终于因清廷以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将兵事饷事统归一人主持，而告解决。当开始进攻天山北路时，其储存之粮，计有肃州运抵安西、哈密者一千万斤，由哈密运抵古城者四百余万斤，由在山诺尔运抵古城者四百余万斤，由归化、包头运抵巴里坤者五百余万斤，由宁夏察罕庙运抵巴里坤者一百余万斤。而由归、包越五千里以运抵巴里坤之粮，每石平均仅合银八两内外，由在山诺尔运抵古城之粮，每石平均仅合银七两五钱，宗棠颇引为意外之满意。其后进攻南路，复地愈广，当地粮产足供军食，停止远道馈运。注539宗棠之言曰：

　　……西路用兵，必先将粮料转运，料理妥协，节节贯注，乃免他虞。至临阵决胜，制敌出奇，则犹其后焉者也……

　　又曰：

　　……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千钧之弩，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疾，与失之徐亦无异也……注540

　　“圣人论政，以足食为先。如不得已，则以去兵为急。事理昭然，今岂必异于古。”西北为自然环境所限，既不能足食，自不能足兵。故宗棠西征，力避用众，更不求速效，陈之庙堂，告之友朋，措辞不嫌切直。此盖为宗棠在西北用兵一贯之方针，始终信守弗渝者。注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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