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三十　盘旋曲折之新疆问题(4)

三十　盘旋曲折之新疆问题(4)

　　同治十二年（1873），办理奏销，截算是年腊底止，积欠饷数八百二十余万两，恤养项下实银三十余万两，以撤遣四十余营销抵积欠饷数二百余万两，尚欠六百数十万两，加入十三年（1874）欠数又七百余万两。当此时艰同值，各省协解之款，难于议增。就常年饷数言之，以入抵出，不敷之数，已百余万两。而频年积欠之款，除裁撤四十余营外，尚悬欠七百余万两。现办关内外采运，新旧已垫未垫，出款又增至四百余万两。昼夜焦思，无从设措，拟俟奏借洋款三百万两到后，再设法裁并遣撤，以济出关之需。现存之一百四十一营，除西路、北路边防，及安插新抚诸回各处，不可轻议外，其东路、南路防营，专司缉私、护运。现在地方渐安，游匪敛迹，有可裁并者，可减汰者。内如穆图善马步各营，实可全撤。雷正绾各营，可渐改制兵，均当次第奏请施行。此外军装、军需、军火等件，暂可减办。可缓办者，津贴转运等费。可减省者，均当分别酌减。汇案奏闻。关内省一分，关外即多一分匀济。臣惟竭诚殚虑，不惜心力，黾勉图之而已。

　　谕旨：西路用兵，不能不以肃州一带为后路粮台，朝廷不另简派户部堂官办理。叠谕左宗棠驻扎肃州，专司其事，亦以粮运事宜，经本省大吏督办，呼应较灵。又恐该大臣公务纷繁，不遑兼顾，并以袁保恒前办西征粮台，数年以来，尚无与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故特授袁保恒以户部侍郎，作为帮办，以为该大臣指臂之助。乃近来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袁保恒既不能与左宗棠平心商榷，深恐贻误事机，且遇事各存意见，则两人同办，不如一人独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应如何办理，自必筹之至熟。而镇西、迪化各厅州，皆该督所辖，尤应独任其难。左宗棠前有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之奏，如该大臣可以兼顾，抑或一人不能兼顾，而袁保恒实不能胜帮办之任，该大臣意中另有得力之员，可以分任其事，亦不妨据实直陈，均着妥筹密奏。

　　臣谨按：从前西路用兵，肃州、哈密，均曾设立粮台，而运粮逾天山，济西路之北者，实止岳钟琪一人。旋以车驮烦费，自议停止。后此查郎阿议开山修道，以通粮运，而迄未举行，此外则无可考。当丰亨豫大之时，不虑无财办运，不虑无驼骡应调，承办诸员不乏敏干之员。而顾未主此策者，非因此道劳费太甚，尽存畏难之心，实缘所运不敌所耗，粮之可到前敌，供军食者少也。现于肃州、安西、哈密，修建仓廒，各以存仓斗二万石为率，以待辘轳转运。拨袁保恒现成车辆，分置肃州、安西州，以济驼运之穷。于北路粮驼，试办采运，以补肃州、安西、哈密之乏。窃维事之可为者止此。

　　至袁保恒于同治七年（1868）钦奉谕旨，派赴臣军差遣委用，臣念学士清班，非如僚属之可加以督责，正以难于位置为疑。闻其为人，姿性警敏，素尚圆通，而豪侈骄矜，习惯成性，在所不免。因奏请其办理西征粮台，专司开单奏催协饷，及咨函分致各省关之事。饷到，即交驻陕总理军需局通员沈应奎，由其一手经理，而军装局亦附焉。西征粮台只管饷之入款，不预饷之出款，台中薪粮、幕俸、勇饷，按月支给，均有定章。遇有需用，均由臣批饬总理军需局照发。意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于体制优以仪文，于酬答隆其情意，至于稽核一切，则未尝有所假借。如是者五年，袁保恒遇事启告，曲致衷忱，亦无过失可指。乃自奉帮办出关转运事宜恩命而后，一变其从前所为，不特遇事不相关白，即奏报亦不令臣预闻。所请巨款，动称某款需用若干，初年若干，常年若干，浑言应需，而不条举所需数目，其空言无实，已可概见。

　　臣因意议不合，曾具折直陈，并将历次咨驳之稿，抄送军机处、户、兵两部，亦谓所言公，则公之，何尝有逞辨争胜之意。袁保恒立意牴牾，意图牵帅，仍以臣所言为错误，而不顾此心所安。又借购备军械，觅买物件，任性妄为，并无顾忌，视粮台协款为私计，恣其挥霍，各局靡所适从，臣亦无凭稽核。同役而不同心，事多牵掣，诚如谕旨“两人同办，不如一人独办之为愈”矣。至臣前奏，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原以西路所设各局委员，均经审择，随时察看，弊混难容。而局章旬报不逾旬外三日，月报不逾月外十日，由此达彼，节节皆然，如有奸弊，容易觉察，轻则撤委，重则劾办。董之以安西、甘凉两道，而臣总其成。

　　各委员弁毋敢逋慢，良以官轻秩卑，驱策较易，局密期促，舞弊为难。亦犹泰西互市，官少而事举也。历考从前兵事，多设粮台，而粮员之以寅缘进，以贪墨终者，比比若是，厥有明征。臣自忝预戎事以来，有鉴于此，每设局而不设台，惟由东南而西北，曾于湖北奏设后路粮台，兼司饷需出入。如道员王加敏，相知廿余年，相从于湘、鄂、江西、皖、越、八闽，办理台局要务，不特臣军依赖最深，亦为各省大吏所共信。彼此推诚相待，终始弗渝，实为一时罕见。虽假以粮台之名，而庶务躬亲，与寻常局务委员无异。此外如道员沈应奎，总理军需局，名为局员，而所办皆粮台之事，亦一时之选。

　　惟两员现办臣军饷需要务，正资臂助，未可调令他往。肃州事定后，奉旨在玉门地方，安设转运粮台。臣曾附奏，请于户部堂官内，简任贤能，总司其事，并令选派廉干司员，携带帑银出关。原冀有贤能分任，资以历练，可储异日边才。未蒙俞允，臣亦未敢再渎。区区愚衷，窃以关外时势而论，应请缓设粮台，仍仿照现行章程，于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局为宜。哈密一局，现委署通判张季方经理，咨张曜照料，专司收粮转运。巴里坤一局，委现署总兵王凤鸣经理，臣遴选员弁帮办，专司收发。臣虽远距省城，尚可以时钩稽，加以督责，务归实际，以裕军储。而护台之军可省，粮台陋习可除，一切经费可节矣。如有必须亲临察核之时，自当力疾前往，断不敢顾惜微躯，致滋贻误……

　　奏上旬日，即复有诏：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览奏均悉。

　　所称关外应先规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两城，北之塔城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撤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至海防之饷，据称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综计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若仅将购船雇船之费备用，短缺尚多，此则宵旰焦思，而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

　　关外军事饷事，总须得人，方克肤功迭奏。本日已明降谕旨，授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并将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与袁保恒一并谕令来京供职矣。至临敌审机致决，诚难遥制。而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左宗棠亦谓尚可预为商酌。且西征将领，分位均属相埒，若非有重臣为之统率，不但诸军无所禀承，且恐各不相下，贻误戎行。左宗棠着以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金顺着帮办关外剿匪事宜。惟甘省善后事宜，该大臣次第兴办，正在吃紧之际，而粮饷转运各事，亦应由关内预为经营。左宗棠或驻扎肃州，或随时出关，料理粮运，以期内外兼顾之事，着酌度情形，妥为具奏。金顺当督率关外各军，作为前敌，随时与左宗棠会商，专任剿贼之事，扫荡逆氛。关外之兵，尚多冗食，应如何严加汰遣，进兵之际，既须别简劲军，现在未撤各营，尚有何军可以应调，并着通盘筹画，详细奏闻。

　　关外时势，可以缓设粮台，即照该大臣现行章程，于哈密、巴里坤等处，各立粮局，妥为经理。如有必须亲临酌核之时，当前往察看，以昭郑重。北路另有捷径，由归化城、包头而西，可达巴里坤，此路既能筹办粮运，自可从此布置。总之，无论长运短运，及如何办粮，如何取道，但能于事有济，悉由左宗棠酌度办理。该大臣素顾大局，当不致有负委任也……

　　综括此诏，有两要点，一即决定规复新疆，二即以规复事宜责成宗棠主持办理也。其镇迪道一切公事，并令随时禀报总督，以备查核，注399此光绪元年（1875）二三月间事也。

　　惟规复新疆，当时虽已定为国策，及宗棠大举出关，而各方仍多怀疑新疆规复之非易，以为不如屯兵要隘，分置头目，以示羁縻。竭东南巨饷，悬军深入，殊属非计。宗棠独毅然非之，表示于致两江总督沈葆桢一书：

　　……乌鲁木齐未复，无要可扼，玉关以外，岂能以玉斧断之。即令乌城复，玛纳斯克，俄将伊犁归我，回部全复，而我分置回目，分新疆与之，亦度各回势能自存，长为不侵不叛之臣，捍我西圉否也。回势分力弱，必仍折入俄边。而我断送腴疆，自守瘠土，久戍防秋，岁无宁日。挽输络绎，劳费而无所终极。不一二年，形见势绌，而西北之患亟，将求如目前局势，且不可得矣。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张家口诸处，何能安枕？然则撤西防以裕东饷，不能实无底之橐，而先坏万里之长城，不其傎矣……注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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