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三十　盘旋曲折之新疆问题(3)

三十　盘旋曲折之新疆问题(3)

　　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按陕逆白彦虎，由西宁、大通窜遁关外时，除老弱妇女外，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止，人所共见。即被裹出关各回，由安西、玉门、哈密逃归就抚者，其说亦同。前敌所报，或多或寡，未足为凭。其言贼势，或旺或衰，亦非确论。据实而言，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该逆自陕至甘，未尝占踞城池，遇劲军未尝恋战，有时见劲军蹑踪而至，绐诸逆目断后，自挈党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专为觊便窜逸之计，观其过肃城而不赴马四之招，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贼智长于用伏，官军计画稍疏，辄为所陷。

　　臣前接关外诸军函牍，言贼可取状，曾告以弗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贼之以弱示形，须防其羸师诱我，此贼如败，必乘机窜逸，如阵前殪毙，乃为了局，此为言剿者策也。南路辟展，吐鲁番至阿克苏，地狭民贫，土回暗弱，近为浩罕属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踞吐鲁番之头人帕夏阿古柏，能以诈力制伏回众，与白逆通，善持两端。此时跧伏未动，且貌为驯顺，以示无他。如遽加以兵，则减后劲之军，增前路之贼，非计之得也。汉赵充国之讨羌，急先零而释罕开，厥后先零平而罕开自服，效犹可睹。现之屯兵哈密，修水利，兴屯田，一为鸠集哈回，以固藩卫，一为置子中央，杜贼勾结，而取刍粮，节挽输，犹其小者。此为言抚者策也。

　　关于军粮一点，宗棠仍主尽量就关外设法供应，以省劳费；并拟就归化、包头一带，试办采运，以广来源，于哈密一带，兴办屯垦，以期增产。

　　此外宗棠对于谕旨所询人事各项，另有片密陈：

　　奉谕旨：关外现有统帅及现有兵力，能否剿灭此贼，抑或尚有未协之处，应如何调度，始能奏效，或必须有人遥制，俾关外诸军，作为前敌，专任剿贼，方能有所禀承，着通盘筹画，详细密陈。臣谨案：关外统帅景廉，素称正派，亦有学问，承平时，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本，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谀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势凌人，时所不免。额尔庆额初到时，因采办粮食，与局弁商办。局弁备举以告。裕厚恶其漏泄，立将局弁棍责三百，额尔庆额衔之。又额尔庆额初见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晋见甚稀，不乐为用。额尔庆额虽性情粗莽，不甚晓事，然胆力尚优，如有以慰其心，未尝不可得其力也。此金顺在安西州时，曾与张曜言者。金顺在肃时，曾诛黎献叛卒头目，而收其散卒百余入营，复遣刘宏发带五营赴古城，此散卒即杂附其内。到后，复为黎献诱去，并勾引其同营勇丁与俱，金顺尝为张曜言之。桂锡桢于时禀来，亦言彼间近有勾致外营勇丁之事，大约指此，景廉不知也。兵农既分，不能复合，景廉泥古寓兵于农之说，误拟屯丁为战兵。

　　上冬，曾委一金姓统领，率五营，驻济木萨附近地方，甫筑营垒，偶闻贼警，一夕溃退。臣初不信，后接其书牍称，该军频年且战且耕，近多疲乏，兹特委员入关，于肃、甘一带，募勇丁，补缺额，属转饬各属速为资给。是屯丁溃退之说，似非无因。并悟其前奏仿古徙民实边，欲调取关内户口，赴古城、济木萨耕垦，为寓兵于农起见，不料其经历有年，若不知农之不可为兵，游勇之不足恃也。巴古济各处，粮非宽裕，臣前叠接额尔庆额、桂锡桢等禀报采粮地方及粮价数目，疑其不实。比函致金顺，附开原单，嘱其逐加察看。兹接金顺正月二十四日巴里坤来函，具言巴城办粮三千余石，价渐增至十七八两，且无买处。奇古济一带已分途广采，仅得一万石，除刘宏发五营食用外，只剩数千石。南山口一带，闻可采者，不过数百石。红木坂滩一带，并稻米可采二三千石，又经锡大臣纶采办甚多，所示采粮原单，数目相符。

　　惟景大臣亦在各处采买，故仅得此数。是人言景大臣已为金都统顺订买二万数千石，实非无因。如果巴、古粮绌，景廉肯于北路设法采买，不勒定本境市价，人情趋利若鹜，境内价高，商贩闻风而至，粮价自当平减，何至各军到境，百货价值，尚均如常，粮价独腾贵数倍乎？现在关外议论，均谓景军有粮无兵，金兵有兵无粮，按其增募部勇，力止金军，足知其计之拙也。金顺为人，心性和平，失之宽缓，虽有时觊便乘利，而究知服善爱好，无忌嫉之心，故亦为众情所附。平时粥粥无能，带队临阵，尚能奋勉。臣前在肃州，目击而知，观其在军营数载，过无可指，功有可言，其人之大概可想。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也。

　　臣于金顺而知古所称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士也。以僚友私谊而言，奚必求全责备，惟既蒙圣明垂询及之，固有不敢不尽者。以现在通筹全局而言，金顺既居前敌，任战事，似宜以战事责之。关外统驭之权，在乌鲁木齐都统，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令得节制各城领队大臣，而以金顺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似于前敌事宜，呼应灵通，较易措手。关外兵力，本不为薄，惟胜兵少而冗食多，以致旷日稽时，难觊成效。于此而欲从新布置，非严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肃州，与金顺定议，先将旧部挑汰资遣，足成十二营，外挑留明春所带成禄旧部，并成三营，合为十五营。金顺又请调臣部冯桂增马队一营，炮队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为一营计算，已近万人。嗣明春奉旨授哈密帮办大臣，不归金顺统领，金顺又广收投效将弁勇丁，遂至营数渐增，多至二十营有奇。

　　如果一律精实，则此二十营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须更调。现在贼势无增，而官军渐增渐多，不符原议之数。若就现有兵力而言，岂复尚虞不足。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正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

　　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也。关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渐有布置，并拟办理巴里坤事宜。惟该管镇迪道，照例虽应归督臣统辖，而乌鲁木齐都统久视为专属，不乐其别有禀承。致关外事体，不相闻问，甚至到任履历，并不呈递，寻常寒暄启候，亦不之及，现任之镇迪道，即系如此。

　　臣非于部文中见其名，尚不知其谁何，况望其禀商公事乎？应请敕下乌鲁木齐都统，仍归旧制，凡镇迪道所有公事，随时禀报督臣备档，以凭考核。督臣得以借悉一切，遇事尽心赞画，或可稍资裨助。否则阃闼之内，畛域攸分，督臣无从过问，何能借箸代筹？至遥制之说，尤非疆臣分所当然，易生嫌隙，不特事非旧制，难议更张，且一人智虑才力，责以数千里外擘划经营，势固不逮，徒滋诿谢之端，更启观望之渐，无益于事，而又害之，实非宜也。

　　谕旨：“肃州克复后，令将所部裁并遣撤，以备出关饷需，并着一并奏闻。”臣谨按：各路楚军，并甘肃向存各营，改照楚军发饷者，除络续撤遣四十余营外，现存马步一百四十一营，每年共应发满饷四百八十万两。各路就地召募土勇，预拟改为额兵者四千余名，每年应发实银十八万余两。西宁、甘、凉、肃各提镇标营，每年共需实银约三十余万两，合计军饷项下，共需实银五百数十万两。此外军需项下，如军装、军火、采买置办之费，每年需实银三十余万两，并棉衣、单衣及各防军粮价津贴，约共需实银四十余万两，加入水陆转运脚费，台局薪粮津贴各项下，每年约共需实银三十余万两。总饷需实数计之，共银六百数十万两。自办理西路出关采运以来，每年出款，又增实银二百余万两。合饷需实数计之，一岁入款，近五百万两，出款需八百余万两，以入抵出，不敷实银三百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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