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辛）贤内助

（辛）贤内助

　　说罢文襄公的英雄事业，再描写文襄公的儿女风光。文襄公的夫人周氏诒端，号筠心，家里是很有钱的。订婚时，文襄公还是一个贫穷的孤儿。于是他在二十岁上乡试完毕，就入赘周家。乡试发榜，虽然中了一名举人，生活还是不能解决。过了一两年，才向那位孀居的岳母，在另外一个院落，借所房子，自立门户。那地方在湘潭辰山，那屋子叫做西楼。周夫人博通书史，还继承家学，长于吟咏。有一时，文襄公关在西楼上，潜研地学，打好图底，周夫人给他摹绘。文襄公忘了一个典故，就由周夫人在某书某函某卷检出。又过了十二年，文襄公积了一些教书的收入，在湘乡东乡柳庄，买了七十亩田，于是和周夫人等搬往居住，这才算是他们自有之家了。文襄公种田，周夫人育蚕，文襄公诗有句：“妇女七龄初学字，穉桑千本乍堪蚕，不嫌薄笨妻能逸，随分蓝盐婢尚谙。”（诗集五页）周夫人和诗有句：“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又是寻梁鸿光的韵事。周夫人闲常总是一碗茶，一炉香，端坐著读书，或做诗。文襄公在外教读，周夫人怕他客馆凄凉，做一个枕头寄给文襄公，绣的是“渔村夕照图”，题的是一首七绝：“小网轻舠系绿烟，潇湘暮景个中传，君如乡梦依稀候，应喜家山在眼前”。文襄公怀才未遇，不免时形消极，周夫人常安慰他，还记得在秋夜偶书寄外七律一首中有这样两句说：“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周夫人诗并见《慈云阁诗钞》、《饰性斋遗稿》）像这样儿女深情，怕也是只有英雄的文襄公消受得起吧！然而，周夫人还是文襄公的知己。周夫人很能了解文襄公的心情，在文襄公没有发迹时，从没把世俗富贵利禄的话来絮聒他。在文襄公已经得意后，也从没有把家庭生计琐碎的事来麻烦他。还有在吾们觉得周夫人的可敬的：当夫婿名位渐隆之日，正母族家业式微之时，然而周夫人从没为自己弟侄辈要求文襄公的帮助或提拔。这些都是文襄公坦白地道出的。吾们读周夫人咏史诗，洋洋数十篇，从秦始皇帝批评到明代的张居正，足见周夫人还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但是他对于文襄公的治军施政，从不过问。至多只问问粮饷够不够。当然文襄公也决不把军国大事，谋及妇人。更难得的，周夫人初先嫁了一个寒士的文襄公，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富室千金而觉得辱没了；到得文襄公开府封爵，也并不因为自己做了一位一品伯夫人而觉得了不起。周夫人始终保持他一种幽娴贞静的态度，给文襄公尽其内助之责。自从文襄公督师离家，周夫人只在文襄公闽浙总督任上去过短短的六个月，其馀时间都没有随行。到五十九岁上，周夫人一病身亡在长沙里第，文襄公却在数千里外的平凉军次，“珍禽双飞失其俪，绕树悲鸣凄以厉。”（用文襄公作周夫人墓志铭语）往事追寻，不堪回首，难怪文襄公也要一掬英雄老泪了。

　　在我正要到兰州以前，中央发动建设西北，于是埋没了六十三年的文襄公的事功，引起人们的回忆，大家争著研究文襄公。我到了兰州，因君怡先生的介绍，见过甘肃政府谷主席纪常先生，主席留心文襄公的志业，知道我写过关于文襄公的一本书，要我对于文襄公生平，作几个有系统的讲演。自觉短于口才，不愿使文襄公这样一个伟人，在我笨拙的辞令下，说成一个庸人，所以敬谢不敏。后来相商把文襄公在西北的一段事迹写成一本小册子，供给一般的参考。实在拙笔也不够负起这个使命，不过要我把对于文襄公一些认识，表白出来，自问手写比口说要便利些，不妨勉力试为之。于是在把体裁和要目大体议定后，就于三十二年四月开始工作，每一篇脱稿，先商承君怡先生指示修正，再请纪常先生核定。甘肃建设厅张厅长心一先生也常殷勤地给我指导。由于他们不断的鼓励和协助，使我不得不奋力为之，幸得于十月完功。这又是我写成左文襄公在西北之缘。

　　我在以往写左文襄公叙传，已极感资料的缺乏。这时，得纪常先生借给我一部《左文襄公全集》，甘肃教育厅杨视导拔英先生借给我一部《文襄公家书》，又得赵敦甫先生给公司搜购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地方志和还有一些于我有用的书，再凭我过去编辑前书所记忆的多少事实，才得整理出一个头绪。我到兰州，原希望能多少得些关于文襄公在西北的资料，以备日后补正我的旧稿。不料为本书开始搜集时，很使我失望。虽然有些资料，为我以前所没有知道，或虽知而有错误的；但也有在我以前所知而这里竟找不到；至于我所未知而欲知的，这里也是没有。因为在我伯父的文集中，见过一篇代升督拟的甘肃新通志序，我早知道这新通志修成于光宣之间，料度其中必有许多文襄公在西北事业的记录。不料一经检查，未免感觉诧异。譬如文襄公变更甘肃兵制，我知道有大概章程十条，外办章程四条，我渴欲得到这两种章程，但在新通志中，只载著一篇空论的奏疏，对于那些具体办法，反只字未载。又如文襄公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是西北建设上的一件大事，但在新通志中，竟丝毫没有提到。当时新通志的主纂，正是文襄公赏识的弟子安维峻，却对于文襄公有价值的事业，不能作有价值的记载，不免辜负文襄公一番知遇了。就是文襄公用机器治泾水上源，无论成功失败，总是很有意义，然而找了许多书，没有发现一些资料，问人家也不知道。

　　文襄公经营西北，虽说武功多于文治，实在文襄公对于文治也很有一番作为。如今就只是关于文治的资料最不完备。我现在只把零星记载，排比成篇，不能认为满足。希望以后续有所得，再为补充。并求读者见有脱漏错误之处，尽量指示，使文襄公在西北的一番事业完全和准确地传布于后人。

　　文襄公家书有有一段说：“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吁嗟没世名，寂寞身后事，古人盖见及矣。尔母在日曾言：我不喜华士，日后恐无人作佳传。我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家书下卷三十六页）。那末，我如今写这本书，文襄公有知，必觉得小子多事。不过我想以文襄公的丰功伟业，该有一本写得十分精采的传记，可惜没有见到。除了罗正钧编的年谱，除了《清史稿》中一篇官式的列传和还有几篇简略的别传小传，只有一位美国人W. L. Balee给文襄公写过一本全传。作者是军人，所写偏于武功，且搜采资料范围太窄。陈君其田用英文写过一本传，考证精详，可惜只限于福建船政局和甘肃织呢总局等几桩当初所说洋务的建设。此外却又见到两部小说：一部是左公平回，当然是荒诞不经，不知作者为甚拈取这样一个题材；一部是曾左彭，其中讲文襄公的故事很多，可是有些是显然的错误或不可相信，不知怎样在那美国人的书中，也引了几段。在我写这一本书时，才知戴慕真君新编了一本左宗棠评传，虽作者自言“粗俗疏略，在所难免”，总是空谷足音，可以欣慰。我很希望由此能引起多方的研究文襄公的兴趣，多方的搜求文襄公的资料，在不久的将来，更能读到一部和这伟大的人物配合的传记，那末，作者之缘更是非浅了。

　　最后须得声明的：本书的编辑，只为满足下列几种旨趣：（一）表扬左公经营西北的功业；（二）阐发左公认识西北事实；（三）唤起今人研究西北的兴趣；（四）鼓励今人建设西北的精神；并不预备写成一部谨严的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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