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49)_李剑农

一四九

　　▼三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真是最艰难困苦的一年。因为环境的险恶，在事实上不能表现如何的大成绩，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在这一年已经立定了。兹就当时的环境，和主要的设施及所遇事变，分别略述如次：

　　一、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中国国民党，虽有中山所主持的大元帅政府设在广东，但实际上大元帅政府的势力几乎不能出广州一步；广州以外，几乎无处不是敌人。东江一带，为陈炯明、林虎、洪兆麟辈所盘踞，军队共约三万人；粤南为邓本殷、申保藩等所盘踞，军队也有三万人上下：这是大元帅政府彰明昭著的敌人。站在大元帅旗帜下面的，有杨希闵所统的滇军，刘震寰所统的桂军，谭延闿所统的湘军，朱培德所统的滇军，许崇智所统的粤军，李福林所统的福军，樊钟秀所统的豫军，以外还有些零星部队，人数、实力仿佛也不弱。假使这些军队都能听大元帅的指挥，不难把东南两路的敌人立即扑灭。

　　但是这些站在大元帅旗下的军队，实际上也有许多是大元帅政府的敌人，不过一时尚不能辨别得十分清白；其中最有势力的军队，要算是杨希闵、刘震寰的两部——因为驱逐陈炯明、拥护中山回粤的，是得此两部之力——但最不听命令、不受指挥的，也要算这两部。所以在国民党改组的前后，那个大元帅政府实在没有一点力量。中山很明白这种情形，所以在国民党改组、选定中央执行委员时，就把重要的军队首领也选定几个纳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如谭延不闿、杨希闵，都是第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山以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把他们加入在里面，庶几可以真正行使党的最高权力，实现各种整理政务并发展党势的计划。

　　谁知事实上却大不然。因为杨希闵、刘震寰之徒，都是借拥护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名到广东来发财的，心目中并没有党；所有党的议决，都置之不理。当时广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在杨、刘部下的手中，不肯放松一点；谭延闿所部的湘军被杨希闵压迫，几有不能生存之势，当时湘军中有四句很可怜的话：“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埋。”而杨、刘两部的滇桂军，则一手遮天，横行无忌。中山实在痛心不过了，有一次在军事会议席上，当着杨、刘等一班军官，作很沉痛的演说。他说：

　　……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到广州，只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

　　当时杨、刘等听了中山这番话，也装着很感动的样子，都答复中山说：“大元帅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此后都服从你就是了。”中山于是提出一件统一财政的议案来，当场一致通过了。但是散会以后，依旧一点不能实行，各军依旧分割防区，把持税收，肥区的军队饱欲死，瘠区的饥欲死，到底没有办法。到九月里，中山委廖仲恺做财政总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又兼军需总监，把所有财政全权交他一人，希望他把财政统一起来。

　　廖仲恺当时发出一道通电，说明财政不统一之害与统一之利，大意说：如果各军都肯捐除私见，则把现在的收入分配各军是很够的；如果各军仍旧是任由所部的骄兵悍将、贪官污吏随意剥削人民，则必至军队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穷苦。他的意思是想各军将财权交还。各军接到他的通电，也发出许多响应的电来，答复得很漂亮，但都是空口说空话，没有一个人肯交出一个钱来。廖仲恺因此向中山辞职，说：“使我做这样的财政当局，不过是替大元帅多担一个恶名；不如准我辞职，或者可以使人民知道是不法军队把持的罪过。”于是他把一切财政权交还大元帅，专在中央党部办理党务，并任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的工作。这是当时大元帅政府内部的军队财政情形，可以说是与国民党改组前无丝毫分别。

　　再说当时广东的商民，对于大元帅政府的情感。原来广东自洪宪帝制战争以来，几乎没有一年不是在客军蹂躏宰割之下。广东在中国各省中，虽然是比较财力丰盛的省份，经过这样长期间的搜刮，一般商民实在也是疲敝不堪了。陈炯明假粤人治粤的名目，排挤客军；中山却依滇桂等客军的力量，来树立大元帅府作革命的事业；中山虽然说“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一般商民，哪里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他们只觉得中山是要利用客军争政权报陈炯明的仇，连累他们受苦；不知中山自己对于那些“戴着他的帽子，蹂躏他的家乡”的豺狼，也是痛恨极了。所以自大元帅政府成立以来，一般商民已经不十分热心拥护；及到国民党改组，把“容共联俄”的政策明白表现出来，大家以为这就是赤祸来了。虽然国民党改组后对于经济方面的主张，并不曾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一面扶植农工，一面仍保护商民，但是改组后的宣传工作偏重农工方面（中央党部初仅设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后来虽然添设了实业部和商人部，但宣传工作的进行，实偏重农工）。因此一般商民，对于大元帅政府的感情，更加恶化了。

　　还有一个大敌人，就是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该政府对广东的革命政府向来不怀好感，加以英帝国与苏俄，已成为“赤白”的劲敌；鲍罗廷一到广东，香港政府就寝不安席了，知道国民党与苏俄合作，要打倒帝国主义，首当其冲的便是香港——英帝国的殖民地。因此挑拨广东的商民，援助陈炯明等一班军阀，刻刻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府为务。当时的香港，几成为各种反革命势力的策源地。

　　概括起来：当时广东的大元帅政府，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敌人；内部的骄兵悍将，东南两路的军阀，短视的商民，帝国主义的金钱、武器和阴谋，四方八面压迫着，使得广州的革命势力，不容易生存。这便是当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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