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43)_李剑农

一四三

　　▼二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民国八年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个阶段；十二年预备“容共联俄”，始公开地向国民宣言，是第二个阶段；到十三年实行“容共联俄”，才到了改组完成的第三个阶段。依次叙述如下：

　　民国元年、二年的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后，中山于民国三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把从前国民党的所谓温和分子淘汰出去。但“中华革命党”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因为在外国居留地政府立案的关系，有些支部仍旧沿用“国民党”三字的名称；在国内也不能公开地组党。到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的团体并不曾消灭；许多党员本来是从前国民党的党员，并且是国会议员，因为国会恢复，暗中以中华革命党的党团作用联络其他的旧国民党员，用别种名目在国会里面活动。所以表面上，“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两种名称，都不曾公开地揭举出来。

　　而在海外，则一种团体有两种并存的名目，极不统一，因此在民国八年以前，曾经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但据缅甸支部八年三月十日的印刷通告，附记谓：“本支部自去年（七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惟历接上海本部来件印章，俱用‘中华国民党’，故本支部亦当从之，以昭划一。”可见在八年三月十日以前，本部所用的名称与支部所用的名称尚不统一，有以“中华”两字为冠词的，有以“中国”两字为冠词的。到八年十月十日，始由上海的本部公布一种改正的规约，通告各支部一律改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于是名称始确定。

　　从七年到八年，中山因为军政府改组，被桂系军阀和政学会所排挤，离粤居沪，一面著书谋改造国民的心理，一面整理党务。《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两种著作，合称为《建国方略》的（前者为心理的建设，后者为物质的建设），都在此时期内草成发表。他在七年八月三十日通告海内外同志的书中说：“……文深信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是断不能以蹶踬而磨灭其壮志，犹之操舟逆流，须策群力以相支柱。文深有望诸君子之同喻斯旨也。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所以八年十月有改正的党章发布，把名称统一确定了。我们于此可知道民国七八年间是中山护法失败的时期，是南北军阀势力纷起蓬兴的时期，也便是中国国民党新生命胚胎时期，并且恰好是国内新文化运动勃兴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内，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虽然应时胚胎了，但与一般国民尚不曾发生若何关系，因为尚不曾公开地进行党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谓：“此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据，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不曾发表什么对国民的宣言和具体的政纲。

　　到民国九年，因得了海外同志经济上的援助，令陈炯明的粤军回粤，取得了广东的地盘，党务略为注重，但也只把党章及海外总支部章程稍微修改了一下，仍不曾发表什么宣言和政策。及民国十一年夏间，陈炯明背叛，中山蒙难，一般国民都只认为孙、陈个人的争政权，并不觉得陈炯明是叛党；党内的机关报骂陈炯明叛逆，而党外的知识阶级里面竟有说他们是抬出旧道德的死尸来攻击陈炯明的；这就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在一种秘密结社的情态中，没有向一般国民公开的表示，一般国民并不认识孙、陈在党中的地位关系，所以并不觉得陈氏如何的不对。

　　归结一句，从八年到十一年，中国国民党虽然存在了，还只是该党“老同志”的国民党，与一般国民无交涉。自中山蒙难到沪后，国民党便要开始发生第二阶段的变化了。中山本来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且认定党的组织需要严密，党员宜绝对服从党魁的指挥；所以他的革命方略，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划分及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党章的制定，更把这种一党专政、服从党魁的精神尽量发挥；及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用这种方法发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坚决了。但事实上，俄国的一党专政成了功，中山还是失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这不能不使中山对于自己的党的组织和革命方法加以反省，对于列宁所用的组织方法加以印证参考。

　　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国际，苏俄因为被白色帝国主义压迫，也很想向东方求朋友；（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中山在民国七年由粤来沪时，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地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苏俄派到东方来的专使，有一个叫做马林。汪氏说：“马林在民国十年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桂林，马林去见他。总理当时曾去电到广州给廖仲恺……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联俄的起点了。

　　可是马林来到广州以后，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去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相符合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断定香港政府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这是在中山未蒙难以前的事。）中山于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被难抵沪，苏俄的代表越飞也于中山抵沪的前一日到了北京。越飞一面在北京与北方的国民团体相酬应，一面即派人携函来沪与中山接洽，彼此的意见，渐趋接近。

　　（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中，载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与蒋介石书云：“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则当早来筹备一切。……”可见越飞到北京后，即与中山通函通使。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山与蒋介石书云：“……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件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时福州方为许崇智等所下，蒋介石亦在福州。]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非恢复广东不可。……”此函中所谓情形复杂、事件麻烦，大约即指容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苏俄代表以此为条件。）

　　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员，也已经有来加入国民党的了。

　　（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共产党员最先加入国民党的为李大钊，是由张继介绍来的，也在中山蒙难居沪时。）

　　中山在与越飞接洽的当中，便决计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改进；于十一年九月四日，召集在沪各省同志张继等五十三人交换意见，一致赞同改组；九月六日，指定茅祖权等九人为改组案起草委员；到十一月十五日，又召集各省同志五十余人审查全案，推胡汉民、汪精卫为宣言起草委员；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同志将宣言稿审查修正，由中山采定，于十二年一月一日发表。这便是中国国民党十二年的改组（十二年改组的宣言及政纲见本节附录一）。

　　这次改组可注意之点：一、从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至此方向全国国民公开地发表宣言，提出比较具体的政策。二、重新将三民主义为明白广义的解释。例如民族主义在同盟会时代是极狭义的，以推翻满族的特殊优越地位为目的，皇位颠覆后，以为民族主义不适用了，并且恐怕惹起国内五族间的裂痕来，所以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时，便把民族主义舍弃了；中华革命党时代也不要民族主义，专取民权、民生的二民主义（因为中华革命党是以推倒袁世凯为目的）；由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时正是欧战终了和议开始时，所谓“民族自决”的声浪复由西方播及东方，渐悟及民族主义尚有广义的解释，故仍恢复三民主义；但在民国十二年以前，并未将这种主义的解释明白表示出来，至此始在宣言里面表示，说：“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虽然尚未提出，“力谋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则已成为此次宣言上具体的政纲了。所谓民权主义，也由“建设共和”扩充到“直接民权”的意义；民生主义，由“平均地权”扩充到“节制资本”的意义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次改组，所以不曾达到完成的地步，有很明显的几点：一、党章和干部机关的组织虽然经过一番改变，但还不曾采用苏俄那种细密严切方法；二、干部人员的分配虽然有变更，新旧党员的吸收、淘汰尚未充分地进行；三、共产党员虽已有加入的，但尚不曾公开地容共；四、苏俄的政策虽在进行之中，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自一月一日发表宣言后，到同月二十六日，中山与越飞发表一篇联合宣言，不久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政府，越飞也往日本的热海养病去了。

　　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越飞往日本时，中山命廖仲恺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作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坚决地去干……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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