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42)_李剑农

一四二

　　▼一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

　　我们要懂得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的意义，须先懂得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因为国民党十三年改组最重要的所在，就是吸收了许多新成分，好比一个孱弱衰颓的躯体注射了一种强壮剂，培补了一些新血轮，就发生了“返老还少”的效果。但是这种新血轮，并不是顷刻之间可以制造出来的，须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培养。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变化，便是培养这些新血轮的渊源。所以我们在叙述国民党改组的经过以前，须将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略略观察一番。

　　中国社会的思潮，辛亥以前集中在满汉的问题上面，同盟会虽然标举三民主义，大多数会员的思想，都只集中在狭义的民族主义上面，恰与一般社会思潮的倾向相合，所以得到清皇位的颠覆结果。清皇位颠覆后，一般社会的心理，以为共和的黄金时代到了。多数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乐业的平和；政党所争的是政权；论坛所讨论的是总统制好呢，还是内阁制好？一院制好呢，还是两院制好？简单地说，就只是政制。此时候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未尝不厉害，然而大家尚没有积极反抗的勇气；民生的穷困未尝不显著，然而大家尚不觉得迫切；所感觉比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复活与否的问题。从民国元年到四五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在一种僵冻的状态中；所有的政论和政党的政治活动，都与一般社会不生多少关系。到帝制运动兴起时，才稍稍有人感觉到此；（黄远庸与《甲寅》杂志记者书云：“……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总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然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但是这种僵冻的状态，实在是不容易骤然变动的。

　　到帝制运动终了，护法运动开始时，中国的思想界，从国内、国外的两方面得了两个大刺激。国内方面的大刺激，为民国六七年间《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国外的大刺激，为俄国的社会革命。国内的文学革命，好像与国民党改组无任何关系；孙中山并且是主张保存旧文体，好像与文学革命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但我们对于文学革命的效果（关于文学本身的成绩如何，此处可以不论），最低限度不能不承认在文体解放上，给予了国民党一种改良的宣传工具。

　　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再进一层，由文体解放进展到思想解放，于是所谓文学革命扩大到新文化运动，于是讨论问题，研究主义，言论思想界五花八门，表现一种很活泼的现象；大概自中学以上的学生团体，都要苦苦地撙节些钱出来，发行一种什么短命刊物。这种现象是文学革命以前没有的。俄国的社会革命，约与国内的文学革命同时掀起。

　　以俄皇和他的贵族地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制政府，竟被布尔什维克党把它根本推翻，接着德国的大权皇帝威廉第二，也被社会党赶跑了；这种革命的大风浪，把全世界都震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僵冻状态，也自然不能不为之冲破，何况国内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运动呢！以前国内一般人士觉得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即西方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没有实现能力的空想，现在公然表现着这么大的威力。因此和中山一派表同情、抱着急进思想的青年，固然感觉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纯粹的空想，便是实际带有保守性质的进步党人，也想借社会主义做对抗军阀的武器。

　　我们可以在进步党人的报纸上，看见署名“知非”的蓝某作提倡研究社会主义的文字；中国人所受俄国社会革命的影响何如，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团体内部发生了裂痕，一派趋向提倡社会主义，以为这是救中国的良药，一派以为中国尚没有具备需用社会主义的条件，新青年社因此渐渐分裂；于是我们在北京的《每周评论》和上海的《太平洋月刊》上面，看见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一个要提倡主义，一个说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就是中国社会思潮发生大变化的征兆。从民国八年到十一二年间，中国新出现的刊物与社会思潮变化有关系，可以令人注意的，略举几种如下：

　　一、《新潮月刊》（八年一月刊行于北京）；
　　二、《每周评论》（八年某月刊行于北京）；
　　三、《努力周刊》（十一年五月刊行于北京）；

　　上三种是与政党无关系的。

　　四、《解放与改造》（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以上一种是与进步党人有关系的。

　　五、《建设月刊》（八年八月刊行于上海）；
　　六、《星期评论》（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上二种是国民党的言论机关。

　　七、《向导周刊》（九年刊行于广州，是鼓吹共产主义的言论机关）；
　　八、《改造》（十一年刊行于上海，初为季刊，次年又创周刊，该社中有主张共产主义的，也有不主张的）。

　　我们在这些刊物中，可以看见这个时期内，社会思潮各方面的大变化。至于各方面变化的倾向，果否都是健全的，此处不暇讨论；不过由这些社会思潮的变化，要影响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上去，则为必然不可免的事实。我们再从实际的社会活动上观察，从民国八年到十二年，最惹人注意的事件：

　　第一，为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由北京学生团体数千人的外交示威运动，闹到全国学校罢课、商民罢市（南北和会也间接因此破裂）。它的直接效果，虽然不过是打倒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然而这个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反抗军阀的卖国外交（曹、陆、章不过是军阀的走狗），反抗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第一个暗示。从这一次的运动出发，于是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得完密，运用得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道所谓“五四运动”的关系了。

　　第二，为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与罢工风潮的陆续发生。中国在民国元年，虽然已有挂社会党招牌的政党，实在没有多少人理会它。真正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是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并不是说到了此时，中国已经有了若干的大资本家，需要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团体就应运而生了；实在是到了此时，受了俄国革命的刺激，思想上起了变化；一般人被国内的军阀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压迫得不堪；青年要读书，军阀要打仗，学生家庭的学费和政府的教育经费都被军阀榨取作军费去了，学校时常发生停课的风潮，书也读不成；青年要进工厂，没有工厂可进；国内纵有几个工厂，有许多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人的，进去更不容易；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急进分子，想把俄国的共产党作为导师，鼓动大多数尚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一齐联合起来，造成一个无产阶级和军阀的决斗、和帝国主义的决斗。（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民国九年，“劳工协会秘书部”的成立在民国九年，到民国十年，共产党才正式成立，在上海开第一次大会。）

　　从民国十年起到民国十二年，我们在报上看见罢工的风潮不断地发生，例如：

　　十年一月一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三月二日，开平煤矿罢工；
　　六月十日，京绥铁路机工罢工；
　　十月十二日，粤汉铁路罢工；
　　十一月二十日，陇海铁路机师罢工；
　　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中华海员罢工；
　　七月二十二日，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
　　八月五日，上海丝厂工人罢工；
　　同日，招商局海员罢工；
　　八月三十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九月八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十月十九日，唐山京奉铁路工人罢工；
　　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矿局所属五矿区矿工罢工；
　　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罢工；
　　十一月某日，汉口英美烟公司工厂工人罢工；
　　十一月十八日，唐山大学因学生参加开滦矿工罢工风潮被解散；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罢工；
　　十二年一月十日，汉口花栈工人罢工；
　　二月四日，京绥铁路工人罢工；
　　二月七日，汉口军队干涉京汉路罢工，枪杀工人无数；
　　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因汉口枪杀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二月二十日，正太路工会因罢工风潮，被直晋两政府压迫解散。

　　以后的不必列举了。

　　这些罢工风潮，难道是中国的工人真正觉醒了吗？大概十之八九是共产主义的学生在里面作领导的。他们去领导工人的目的就是要促起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工人的反抗能力，训练成一个与军阀决斗、与帝国主义决斗的大团体。这便是罢工风潮所以陆续产生的内幕。

　　第三，是国内的知识阶级对于苏俄表示友谊的举动。在民国九年优林以远东共和国代表名义来到北京以前，苏俄政府曾由加拉罕署名向中国发表一通声明书，声明将俄国帝政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弃。此在苏俄当然是一种外交政策，想向远东求出路；但在中国一般人士，觉得苏俄的劳农政府到底是比帝政府时代要好，很愿意接受他们的好意，和他们携手作朋友。无奈中国的军阀政府被白色帝国主义的外交团胁住了，不敢接受苏俄这种声明，所以优林在北京住了几个月，外交上不曾得到一点成绩，但是他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们却发生了一点关系。

　　到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苏俄的代表越飞到北京；二十一日，北京新潮社等十四个团体，便以国民的团体资格开宴会欢迎他。这是中国国民外交史上罕有的举动，这十四个团体里面虽然不包含有几个共产党员，但这种宴会的意义绝对不是共产党联俄意义，也不是国民党联俄意义（此时中山和越飞尚未晤面），实在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代表国民全体对苏俄表示友好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举动，就是当时的军阀政府也不敢说他们不对，不过那些白色帝国主义的外交团用一种嫉妒的眼光，在旁睨视，很含醋意罢了。越飞在正式的外交上，虽然也不曾得到成绩，但是中国国民愿意和苏俄接近的情形，却很明白了。

　　前面所举的三项事实，都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前表现的。第一项（由“五四运动”结成全国的学生联合会）是表现中国社会思潮有要求一种新的国民的结合的倾向；第二项和第三项便是后来国民党所谓“容共”、“联俄”的背景。这种倾向的精神，简单归纳起来，便只是希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十三年改组，便只是应这种希望而生的。下节再述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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