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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护法战争中西南党派的暗斗与军政府改组

  护法战争中北方有冯、段的暗斗,西南也有党派的暗斗。陆荣廷容许军政府在广东成立的内幕,前已说过;就是唐继尧的声言护法,也是因为大云南主义受了打击的原故;假使段政府给他一个川滇巡阅使的名义,援助他抑制川军,容许他以四川为云南的外府,他或者也不护法了。陆、唐既不是孙中山的真正同志,中山的军政府就一时不能发生力量,这是当然的事。六年九月一日,中山当选为大元帅,陆、唐当选为元帅;中山于十日宣言就职,陆、唐则并未宣言就职;中山不承认北方政府为合法政府,陆、唐则但不承认段之国务总理,对于冯之继任大总统则仍表示承认。因为陆、唐早有联冯制段的意思,想假承认冯氏以为转圜的地步。

  陆、唐与中山精神上既有如此的差异,而当时南下的非常国会议员,也有缓进、急进的派别不同。研究系是主张改造国会的,属于它的国会议员大都不曾南下,南下的大都皆属旧国民党。旧国民党,自以宪政商榷会名义为一时的结合后,早有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民友社四派的区分。政学会的性质和研究系有很相接近的处所;当国会解散复辟乱定后,研究系主张改造国会,政学会派的人士也多不坚持恢复旧国会;不过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为根本改造之说,而主张适用原来的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重新改造。但是这种主张没有人赞成;段氏有了研究系替他打边鼓,也不再要政学会的人了,因此政学会的国会议员也加入非常国会的活动。

  政学会的领袖李根源,早想拥戴岑春煊作偶像,而岑氏与陆荣廷既有部属的关系,岑、陆与李氏有肇庆军务院的旧历史关系,唐继尧与他们也有军务院的旧关系,李又为滇人,广东又驻有前此李烈钧所统率的滇军,因此政学会有运用滇、桂两军阀和他们结为一气的天然基础。政学会的领袖中还有一个谷钟秀,与孙洪伊同属直隶人;从前孙氏常采以冯制段的政策,和直系军人相结托,现在谷氏也采以冯制段的政策,常往来于李纯、陈光远等直系军人中;适逢陆、唐也有与冯系谋妥协约趋势,因此政学会的对北方精神,与陆、唐又恰恰一致;所以滇、桂两军阀,自然要倾向于政学会。

  不过,政学会的国会议员在南方非常国会中人数不多;当时南方国会议员的党派大概分为三大系:一、政学系,二、益友系(政余俱乐部系附之),三、民友系;政学系可称为极右党,民友系可称为极左党(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党员为此派中坚),益友系则为立于两系之中间党;三党人数,无一党占绝对多数,惟中间党据有两院正、副议长四席中之三席(吴景濂为众议院长,褚辅成为众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为参议院副议长),颇有举足轻重之势。政学会虽与滇桂军阀有结合一致的优势,但在非常国会中,若不取得中间党的援助,决不足以制服左党,实现它的主张;中间党若与左党一致,左党在非常国会中虽然可以制胜,但得不到国会以外的援助实力,也不能实现它的主张。这是护法战争中西南党派大概形势。

  从六年九月初旬到七年春初,军政府大概在前面所述两方相持的形势中。中山虽拥有非常国会,但是在国会以外,除了海军,得不到军阀的实力援助。用两句话表示: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中山很想于海军之外建立一种政府军,因此和桂系军阀发生许多斗争。粤省长初为朱庆澜,朱是欢迎中山的;朱有军队二十营,拟委陈炯明为司令,改编为护法军,直隶于军政府;未几,朱氏被排去粤,又令改为海军陆战队,使隶属海军;但是粤督陈炳焜坚决把持,不肯交给陈炯明。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受了段祺瑞的运动,宣告脱离广东政府,由东江进兵;中山委邹鲁为潮梅总司令以讨莫;邹所部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在铁桥蓝关颇得胜利,桂系将领沈鸿英恐金收编莫部,势力扩大,乘间诱金杀之,而夺其兵。

  这两件事,都是桂系军阀不愿意中山的军政府有军的表证。中山对此非常愤激,后由胡汉民、程璧光从中调和,与陆荣廷再三磋商,陆氏才把陈炳焜调开,以莫荣新继任粤督;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也交给了陈炯明,叫他带去援闽,名曰援闽粤军,陈为总司令。(这就是后来粤军回粤驱逐桂系的基础。所以要他去援闽的原故,一是避冲突,二是使他就食他省,三是使军政府无亲近军队。)

  军政府虽然有此些须军队,仍旧等于无有,莫氏继任粤督后,中山和桂系的斗争仍旧不息。中山曾招募军政府卫队若干人,有卫队排连长及新募卫兵数十名,被莫督部下所捕;莫之部下以捕获土匪向莫报告,有被枪毙的;军政府派人往保无效,中山愤极;后来用海军军舰向督军署开炮轰击(七年一月三日),莫氏却不还炮。到二月二十六日,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海珠对岸被人刺毙。程氏被刺的内幕,据人说,与粤省长问题很有关系。

  朱庆澜去粤后,继任粤省长的为李耀汉;李虽粤人,却是听命于桂系的;桂系想借“粤人长粤”来塞住粤人的口(因为此时除了中山与桂系军阀斗争外,还有粤桂斗争的意味),粤人却不欢迎。中山和粤籍人士颇希望以程璧光为粤省长,陆荣廷及桂系军人也表示愿以粤督兼省长一席让程,但是他们的表示是用以窥探程氏意旨的,程知其伪,故表示不就;后程对于省长一席有动意,忽有二月二十六日被刺之事。程死,中山又去了一只臂膀。上面所述,都是桂系军阀和中山暗斗的事实。

  六年十一月中旬,王汝贤、范国璋由湖南退出,与长江三督等通电主和时,岑春煊在上海也通电劝和;此时岑氏虽然在军政府尚无地位,但这种劝和的通电,当然与政学系和陆荣廷是有关系的;中山对于劝和之说虽不反对,但坚决地以恢复约法、国会为唯一的条件,中山的通电中说:“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文虽不敏,至于拥护约法、维持国会,实具牺牲之精神。依照《军政府组织大纲》,非至约法完全恢复、国会职权完全行使时,断不废止……”这是表示不与北方军阀妥协的意思。

  此时政学会一面和西南各省的实力派联络,一面在非常国会中活动。到七年一月二十日,便有所谓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的名目出现。四川自熊克武战胜周道刚后,又战胜刘存厚;(刘存厚继周道刚为四川督军,于二月二十日退去成都,川省遂为熊氏所宰制。)因为熊氏与滇黔军结合的原故,川、滇、黔三省内部暂归于调和,同处于护法之旗下;湘省原来是和粤桂两省同利害的。西南六省既趋于实际的结合,于是所谓实力派的联络已告成功,就只要想方法,把他们和非常国会生出新关系来。政学会在非常国会内人数既少,非设法拉拢中间派的益友系不可;益友系的要人吴景濂、褚辅成时为众议院正、副议长,鉴于军政府与陆、唐关系疏远,不能发生实际的力量,渐向右倾,政学系极力拉拢。

  到七年四月后旬,军政府改组之议渐就成熟。所谓军政府改组,便是把大元帅的首领制取消,而改为实力派的首领合议制;(但是实际仍归于一系军阀的独裁制。后来所谓主席总裁,便是一系的独裁。)换句话说,就是要排除中山。中山知道他们的内幕,便于五月四日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中山辞职的通电,很有可以令人注意的处所,附录如下:

  慨自国会非法解散、中更复辟之变,民国已无依法成立之政府。使冯、段两氏果有悔祸之心,虽争个人权利,苟能撤销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使国会继续开会,则与一言兴邦何异。……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国,遂致衅启川湘,而全国之统一以破。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暗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文不忍坐视正义之弗伸,爰于沪上与民国诸老,创议护法;海军将士,亦有宣言,相率南来;粤省议会乃有请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之议决;由是发生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于中华民国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布《军政府组织大纲》。文不才,被举为大元帅……不能视大法之沦亡而不救,是用不避险艰,不辞劳瘁,以为护法讨逆倡。

  自是以后,粤桂滇黔川湘,又莫不宣言护法,始以恢复非法解散之国会为共同目的,于地方之争一变而为护法之争。军政府虽无尺地之凭藉,而此志已范乎六省。其他表同情而来附义者,尚复所在多有。(陕西于七年春有胡景翼等在三原独立。)不得不谓为护法之已告一成功。顾吾国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是瘏口哓音,以期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然个人之去就其义小,国家之存亡其义大。文所以忍辱负重以迄于今者,良以任责无人,非得已也。……

  今自岳、长累败以来,各省始悟分则俱伤,合则攸美,然后知有组织统一机关之必要,且知有以非常会议为护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图之,犹为未晚。然文之力,固已尽于是矣。计自提取盐余存款以充国会正式会议经费,(盐余存款,由外人管理,初概归北方中央政府。由中山力争,始得由军政府提取,作为国会及海军经费。盖粤省财权全由桂系把持,非得此,则国会海军无以自存也。)预定六月十二日为开会之期,文之效忠于国会,本已将尽,乃者非常会议议决改组军政府,以应各省之要求,今而后庶可资群策群力以昭护法之大业,而告厥成功,岂非民国之幸。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既已如是,庶乎廑告无罪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心,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之职。谨略述颠末向非常议会辞大元帅之职,幸公鉴焉。

  *

  这篇电文,颇含有警告国会议员的意味,叫他们不要受军阀的骗,要他们知道军阀的护法是非出于诚意的。但是军政府改组已到了成为事实的时期,非常国会随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的合议制,由七总裁中公推一人为主席总裁。五月二十日,由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七人为军政府总裁;五月七日,始由陆、唐等通告成立;八月二一日,推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于是政学系大告成功。

  这个改组的军政府,若就七总裁的名单看来,中山并未排除,并且唐绍仪、伍廷芳都是粤籍的领袖人物,林葆怿是继程璧光之后而为海军的领袖。表面上很昭示一种大公的形式,但是实际上的重心全在桂系;(唐继尧因为远处云南,不能亲自列席。)而隐于桂系幕下,假岑春煊为偶像,持之而舞者便是政学系,所以说是政学系的大成功。因此中山虽未立即宣言不就,实际并未参加,唐绍仪也在沪,未曾亲往列席,不过皆有代表列席罢了。不久中山由粤往沪,一面准备整理自己所创造的革命党,一面发愤著书,谋改革国民的心理,作革命的根本工夫;《孙文学说》便是在此时着手写出来的。所以中山在护法军政府的活动虽然一时暂告失败,而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实于此时胚胎,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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