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22)_李剑农

一二二

　　二、冯氏谋和失败与段氏再起

　　段氏去职，冯氏仿佛得了胜利；但是冯氏并未得胜，因为段派的潜势力方在极盛的时候，而冯氏的敷衍西南政策又完全不生效力。冯于免段后，十二月一日，发表新内阁，以王士珍任国务总理兼长陆军（内务钱能训，外交陆征祥，财政王克敏，农商田文烈，司法江庸，教育傅增湘，交通仍为曹汝霖，海军仍为刘冠雄）。王为人和平，颇赞成冯派的对南和平政策。但是段派督军坚决反对；十二月三日，倪嗣冲、张怀芝等段派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张作霖此时附段，亦到会），唱对南武力解决之说。冯初不置意，于十二月七日任命谭延闿为湘督（谭氏并未赴任），就是表示对西南和平的意思（实际此时湖南已在湘桂军手中，北洋派仅有岳州）。西南要人岑春煊等（此时尚未入军政府），也与长江三督李纯等相呼应，唱言和平。

　　冯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便正式发表弭战的布告，和平空气一时很浓厚。但冯氏一面敷衍西南，一面仍要敷衍段派。段为主张对德宣战最力的，去职后，仍以参战的名义与东西帝国主义者相结托，藉外援以自重；冯氏既要敷衍段派的面子，又要敷衍东西帝国主义者，因在布告宣战之先，特任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十二月十八日）。段氏便假参战督办的名义，向日本进行借款，扩充自己的军实，为制服反对派的准备；王士珍又把陆军总长一席让给段芝贵（与段祺瑞任参战督办同时发表）；因此北京政府的重权，仍操在段派手里。西南方面看到这种形势，知道冯氏没有主持和平的能力，不受他的敷衍，在七年一月中旬，一面联合自立各省进行切实的联合组织，一面实行进攻。

　　石星川、黎天才于六年十二月中，已在湖北荆襄一带宣告独立，到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桂湘军又把岳州攻下了，因此鄂督王占元也受了恐慌。段派军人便乘机鼓吹武力解决之说。冯氏一时进退失据，大受段派的压迫，（当时冯氏颇想藉出巡之名而赴南京，以避去段派的压迫，行至蚌埠，为倪嗣冲所阻，始回北京。）因命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率兵入鄂（任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到二月后旬，张作霖的奉军进驻直隶（徐树铮所招致），一方为段派声援，一方胁逼冯氏。三月十九日，段派督军又发出一道联名威吓的通电。冯氏无可如何，只得屈服于段派之前，于三月二十三日，又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其他阁员多仍旧）。这是冯、段斗争的第二幕。

　　三、段氏武力政策再失败与段再去职

　　段氏就任国务总理前，岳州已被北军夺回。到四月二日，曹锟的部下吴佩孚又夺回长沙，于是段氏的气焰大张，武力统一的主张更不可破了。四月十八日，吴佩孚又攻克衡山，几有所向无前的气概；段氏为鼓励士气并联络长江三督计，亲往湖北犒师，归途沿江而下，由津浦回京。（段所乘军船撞沉江宽船，溺毙乘客无数。）但是他所靠的无敌将军吴佩孚到了衡州，再不能进了；他的武力政策，也到了“登峰造极”的止境了。张怀芝的军队由湘东出江西失败，苏赣两督横亘在当中仍不出力，曹锟在五月三十日也回天津去了。

　　吴佩孚的不再前进，一是因为自己的兵力已到了“强弩之末”的景况；（据《北洋军阀小史》言，吴之不能进攻粤桂乃限于事实，盖兵士甚疲敝，官兵皆不愿深入，萧耀南、王承斌共劝吴勿再盲进，设遇失败，将全军覆没，同时遣人说曹锟，曹锟亦不愿再战，故由汉回津。）二则因为夺回湖南，自己应居首功，而湘督一席反被无功的张敬尧得了去，心中也实有点不高兴再战；曹锟因为部下既无再战的勇气，自己又不曾得到什么利益，所以也回天津。

　　段氏想用名位引动他们，在六月三日，授吴为孚威将军；倪嗣冲于六月十一日又到天津与曹锟、张怀芝等会晤，从中加以敦劝；六月二十日，段氏又以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的大帽子赏给曹锟，以援粤总司令的名义授张怀芝，援粤副司令的名义授吴佩孚，（段派并秘密以副总统许曹，曹谓副总统非等私有，其意盖不以为惠也。）希望他们替己出力。但是经略使只坐在天津经略；总司令虽然到过汉口一次，副司令依然安坐衡州，到八月二一日，副司令并且率领部下官佐，公然通电请罢内战了。段氏的武力政策，至此全成幻梦。

　　段氏的武力政策虽成幻梦，但他在此次国务总理任内，以徐树铮、曹汝霖等的专恣横行，利用卖国借款，造成了两个恶势力的大壁垒：一个是所谓参战军，一个是由安福系包办的所谓新国会。计段氏自三月二十三日后任总理，到十月中旬免职，约半年间，取得日本的借款公表额数，达一万万二千万元：

　　（一）有线电信借款二千万元（四月三十日签约）。
　　（二）吉会铁道借款一千万元（六月十八日签约）。
　　（三）吉黑金矿森林借款三千万元（八月二日签约）。
　　（四）满蒙四铁道借款二千万元（九月二十八日签约）。
　　（五）山东高徐顺济铁道预备借款二千万元（九月二十八日签约）。
　　（六）参战借款二千万元（九月二十八日签约）。

　　以外尚有不曾公表的。（按自复辟乱后，段氏当国，与日本寺内内阁勾结，在民国六七两年间，中国所借日款由两政府公表者，共约二万万元左右，即所谓西原借款是也。其中有一部分，为六年八月到七年一月所借，梁启超亦曾参与。尚有两次军械借款，一次在六年十一月，梁氏虽未参与，然亦闻知；一次在七年七月，皆未公表者。所谓“西原借款”的真实详细数目，至今无从查确，日人胜田主计所著《菊之分根》，龚德柏译为《西原借款真相》，其中所发表之借款名目及借款额，与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所载小有不符，胜田氏自言关于军事借款，非其所主，不欲深述，则其所述者尚有未尽之处，不待言矣。）

　　这些借款的用途，除一部分用在对西南作战外，其最大部分就是用在编练参战军，还有一部分用在制造安福系的国会。新编的参战军计三师四混成旅，（以共同防敌的名义，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条约，参战军用日本军官训练。）其目的在用以扫除一切反对势力，直系军阀也是参战军敌对目的之一。安福俱乐部以王揖唐、刘恩格、曾毓雋等为领袖，实际的后台老板则为徐树铮。研究系当献议改造国会时，满拟造成一个研究系的国会，但到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修正公布时（七年二月十七日），研究系的阁员已经下野失势；新国会议员的选举（实皆指派），完全为安福系所操纵；到八月初旬，新国会开幕，研究系所得议员不过二十余人，安福系达三百三十余人，交通系约百数十人；（内分新、旧交通系两派，新交通系由曹汝霖统率，为安福系之与党，旧交通系则颇与曹氏立异。）所以安福系成了所谓新国会的唯一支配者。

　　段氏有了这两个壁垒，武力政策虽不成功，还是不容易倾倒。但是他在造此两壁垒时所用的卖国借款政策，促起了国民的危惧之念，首由留日学生发动，于五月十二日罢课回国，组织救国团，其目的就是在阻止中日共同防敌条约，即构成参战借款的条约。到五月二一日，北京大学及各专校学生全体至总统府请愿废止中日共同出兵的协定。自此全国商民，大都皆知道段氏方在进行卖国，以残同种，纷纷开会，通电，或攻击段氏，或请求停止内战，给段氏一打击。还有一个打击段氏的，就是旧交通系。原来交通系以梁士诒为首领，并无新旧之分；洪宪帝制失败，梁士诒被通缉，曹汝霖变为交通系的新首领；及到梁氏通缉令取消，再来活动，梁派的势力已为曹派夺去；徐树铮向与梁氏不对，现在曹、徐结托，段氏任内关于卖国借款所有不正当的利益，全为曹派独占，梁派因此也站在倒段的一方面，与冯系军阀通声气，也倡言和平。

　　这是段氏所受的第二个小打击。到九月里，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袁世凯于二年十月就任正式总统，法定期限五年。袁死黎继，黎去冯继，到七年十月，适满法定期限，故于九月改选。）十月十日，徐氏就任，冯氏退职，段氏自知不为国人所容，也于同时辞去国务总理之职（仍继续任参战督办）。冯、段的斗争至此闭幕。不过冯、段的斗争虽然闭了幕，直皖的斗争尚在“方兴未艾”地进展。因为徐树铮所创造的斗争壁垒的参战军，正在进行扩充，而对方去了冯氏，与徐树铮旗鼓相当的，尚大有人在。但是激烈斗争的开演，还须等待时机（要到九年夏秋去了）。此处暂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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