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94)_李剑农

九四

　　黄兴于十五日入南京，迫苏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与李烈钧的赣军响应。其他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和四川的重庆，后来虽也参差不齐地先后响应一下，但都是“昙花一现”了事。只有江西和南京的两处战事比较久一点，所以后来称此次的讨袁军为“赣宁之役”。袁世凯用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对付赣方（以李纯为前驱）；用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对付宁方，于是两方的正式战斗遂以开始。

　　战事发生后，进步党的报纸大都偏袒袁氏，非难国民党，进步党的议员尚有在国会提出“征讨案”，向袁讨好的。独有一位超出各党派、全无势力的蒋智由，发起一个“弭祸公会”，主张袁世凯辞去总统之职。（“弭祸公会”的会启说：“……窃自‘宋案’证据宣布，中外骇闻，人心愤哗。以民国开始之政府，而有此腥闻之奇案，外贻四方之羞，内激萧墙之变。以法律平等而论，无贵无贱，均须到案。免冠对簿，既失政府之尊，若违法自上，不可以为万世之则，亦不足以平天下之心。国民党之与政府屡相龉龁，本未调和；所以末由决裂者，正以无辞可藉，惧为戎首耳。今结此大难，受以问罪之据，不为无名之举。一旦发难，见以戎衣，政府若辞屈而服罪，有伤统御之权；若恃强而相抗，必成骚扰之局。南北或至分裂，四民陷于涂炭。即不然而或合数省之都督师旅之军官，联合以请政府之到案，则神圣不可侵犯惟君主始有此权；今政府之所承认者民主而非君主，自不得援神圣不可侵犯之律。……本会为保全大局，力求和平，惟有求大总统退位，并矢言不再任总统，远师周公以管蔡流言而徂东山，上法虞舜以瞽瞍杀人而逃海滨。且大总统为任天下之重而出，毫无利其禄位之心，尤与初志相符。……本会均系超然不入党派，向与国民党殊其宗旨，亦与宋教仁异其政见。惟同为国人，匹夫有责，当此大局动摇……不一设法……生民亡，国家尽矣。为此伏乞大众同莅此会……”）

　　国民党人虽然认为合理，但是袁党都认它是替国民党打边鼓的，没有人理它。国民党的名流领袖汪精卫、蔡元培当战事未发生以前，都极不主张动武；进步党的人士平素对于他二人也颇怀好感，现在想利用敌党平素对己怀好感的心理，各发出一通宣言，主张要求袁氏退位，另选总统以弭战祸，汪、蔡二人的呼吁比蒋智由的“弭祸公会”当然是更无效力。对于蒋不过是消极地不理罢了；对于汪、蔡，除了消极地不理之外，还要积极地加以揶揄说他们想“抄袭成文”（指辛亥宣统退位而言），“希图屡邀天幸”。袁党作此揶揄之词犹无足怪，号称非袁党又非国民党的人士也加以非笑。（据黄远庸通信，战事初起时，国民党要人曾与进步党要人密谈，一面请袁退位，一面令两方停战，谓此为最好之和平办法，进步党人谓此议太不经。）国民党安有胜理？

　　大约当时盲目的言论家以为首先动武的是国民党，袁氏纵然不对，只应该以正当的法律手段解决，不应该用武；例如某报说：“……袁氏当讨矣，为公义矣，为义师矣，其当研究者尚有数问题。第一，除今日外，是否无以武力解决之时也。夫讨袁檄文有数以十二罪者，有数以六罪八罪者，得当与否无暇深论；然果如檄者所言，则当诉诸国民全体，先以国民全体之名义迫袁退位，倘尚恋栈，乃兴民军，未为晚也。第二，除武力解决外，是否别无方法也。正式总统行将选举，临时总统即将告终，此数月间，以前法迫之而彼不退位，则将来选举，相约不投袁票，亦未尝不可。……”这种议论仿佛很有理由，其实首先就自己忘记了自己是“国民全体”之一分子，忘记了当前的谋杀刑事犯赵秉钧已抗不到案，当前的所谓国会已经失了选举投票的自由，所谓法律解决，只是一种幻梦。这种幻梦不到破毁国会洪宪帝制时，是不得醒的。

　　当时所谓知识阶级袒袁的中坚心理，只是汪精卫所指出的几句话说：“一年以来，国民有一致普通之口头禅曰‘非袁不可’，然同时又有一致普通之心理曰‘非去袁不可’。何以非袁不可？非袁则蒙、藏无由解决乎？曰否。非袁则列国无由承认乎？曰否。非袁则共和建设无由进行乎？曰否。然则何为而非袁不可？曰：以袁拥重兵故。袁之部下，不知有国民，只知有袁宫保，使袁宫保在，专制可，共和亦无不可；使袁宫保去，则乱且接踵而至；津京兵变，已小试其端，奈何其复蹈之。此‘非袁不可’之说也。今日以前，虑其部下之有变，而苟然安之，然则今日以后，亦将虑其部下之有变，而苟然安之乎？虑其部下之有变，奉为大总统而苟焉安之；然则虑其部下之有变，奉为皇帝而亦苟焉安之乎？此所以‘非袁不可’之言者，同时亦必有‘非去袁不可’之意也。”此时袒袁的心理纯粹为“非袁不可”四字所笼盖；而“非去袁不可”的心理一时尚不能发见，因为尚不相信袁氏果然要作皇帝，不相信汪精卫是一个先知的预言家。袁氏得此辈人的援助，所以着着制胜。

　　从七月十二日两军正式开始攻战后，江西湖口的讨袁军被袁军水陆夹攻，于七月二十五日败退；八月十八日袁军攻取南昌，江西便为北洋军阀所占领。南京方面，因为一部分军队被袁氏利用帝国主义的金钱所买收，发生内变，急令扼守临淮关之第八师还宁防守；而在徐州与袁军对垒的冷遹军因后路空虚，退守临淮关；值袁军夺取湖口，南京内外震动，黄兴于七月二十九日潜离南京，程德全又宣告取消独立；到八月八日，革命党人何海鸣又入南京，自为总司令，与袁军抵抗；直至九月一日，南京始为张勋所夺取。

　　当黄兴尚在南京时，陈其美、钮永建、居正等图攻上海制造局，不利，也于八月十三日弃吴淞口炮台而去，安徽柏文蔚的独立政府也被军队所逐，于是长江流域全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不久，用汤芗铭督湘（二年十月），用段祺瑞督皖（二年十二月，三年二月改任段芝贵），用李纯督赣（二年九月），用倪嗣冲督皖（二年七月），用冯国璋督苏（二年九月以张勋督苏，至十二月始改用冯国璋，而以张勋为长江巡阅使）。此后除汤芗铭于洪宪帝制的末日被湘人所逐，湘省常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外，鄂、皖、赣、苏四省被北洋军阀宰制十余年，到民国十五年广东革命军北进，四省才脱去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可见“赣宁之役”于北洋军阀与革命党胜败关系的重要。

　　讨袁军失败后，陈其美于民国四年春间有一封致黄兴的长函，追溯此次失败的原因（原函见《孙文学说》第六章附录中，因太长，此处未便录入，请读者取《孙文学说》参观）。大意说是由于党人未能听从中山的主张，从速发难所致。假使当时果依中山主张，失败或不如此之易，但依当时的所谓“民心”观察，讨袁军是万难制胜的。当时的人心一般说是“厌乱”，其实所以“厌乱”，还是因为“并不知乱”，一般人以为辛亥革命的小小战事就是“乱”，赣宁的军事就是“乱”，不知道还有无数次南北混战的“大乱”种子伏在北洋军阀里面，好比小孩身上长了一个小痈，你要趁早替他割去，他就拼命地抵抗叫痛，不知道痈毒蔓延日久，还有将来的大痛。

　　中山虽然学过医，想用割痈毒的方法从早下手，大多数的所谓国民都不愿意要他割，就非等到痈毒的大溃烂，无从施治了。我们试看上海攻打制造局时，沪商会致南北两军的公函，说：“敬启者赣省事起，风潮骤急，商界首当其困。本日宣传南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事，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顷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夺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用特函告台端，约束麾下，勿与吾民为敌，轻启衅端，众商感戴。”这种不问甲乙是非的平和公论，就是小儿割痈时怕痛的呼声，沪商会就是一般人民的代表。所谓“民心”如此，讨袁军所以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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