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88)_李剑农

八八

　　▼二　内阁的更迭与政党的关系

　　临时政府的北迁，已算是袁世凯在暗斗开始的时候，得了胜利。此时革命党所期望在将来战斗制胜的工具，就只有《临时约法》上的责任内阁制；但是袁世凯哪能够受这种工具的制服呢！从唐绍仪内阁到赵秉钧内阁，这种约法上的工具，全成废物。所以成为废物的原故，就是因为法律制度的背后没有民众拥护的力量；民众并不知道这种法律制度是他们的生命所托，应该出力维护的。当时的党人只知道要造成责任内阁制，须造成拥护内阁的政党，不知道拥护内阁的政党，还要有民众站在它的后面去拥护它。

　　从唐内阁到赵内阁，同盟会派的人只恨内阁不能全操入己党手中，以为还是党势太弱，极力扩张党势；非同盟会派的党人也深恐内阁完全落入同盟会派的手中，一方面极力反对政党内阁之说，一方面也极力造党与之相抗。袁世凯却只是暗笑；他早把当时的人民心理，看得极透；把所谓政党，任意玩弄；把所谓内阁制直踹在北洋军警的铁蹄下面。我们试看唐内阁的倾倒和所谓陆内阁赵内阁的改组经过，便知没有民众作后盾的政党与内阁制度，皆为无用的工具。

　　一、唐内阁的倾倒

　　当提出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时，革命党与袁世凯两方面，都认唐为最适当的理想人物。唐在南下议和时，早已同情于革命党，到清帝退位后，并已加入同盟会；所以在革命党方面极愿意拥戴他作总理。在袁世凯方面，认定他是自己的私党，必能和赵秉钧一样可以指挥如意，因为二人的关系最深，断不至有互相龃龉的情事。（袁、唐之相识始于朝鲜，当袁在朝鲜总理营务时，维新党人朴泳孝等设宴于邮局，诱杀闵泳翊，袁世凯率队往邮局弹压，至税务司穆德麟宅，欲入，见一人持枪当门，意气凛然，不许入，袁麾兵稍退，询其名，乃知为局员唐绍仪，时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袁告以故乃许入，自此袁甚器重唐。是为袁、唐相知之始。袁在小站练兵时，徐世昌为总理营务处，唐绍仪副之。及袁为山东巡抚时，唐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又派唐总司商务局事。

　　袁调任直督时，特保在东抚任内出力人员，称唐“才识卓越，谙练外交，请记名简放”，旋又奏调随行；到任后，即奏请以唐署津海关道。袁在直督任内，赵秉钧为袁办巡警，唐则袁之外交重要人物；至光绪三十年，唐以津海关道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往西藏查办事件，袁又奏留，未准，自此唐在外交界渐露头角。及袁以外务部尚书兼任军机大臣，袁、唐关系尤密。故袁认唐为己所卵翼而成之人才，与赵秉钧无异，必能听其指挥。）但是唐的头脑比较清新，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只知有私党，不知有公责；虽然与袁关系很深，要他作袁个人的走狗，袁就认错了他了。他虽然也不是同盟会的元老党员，但他既居在内阁总理负责任的地位，要他放弃责任以内的权力，也是决不肯的。

　　因此在唐的个人人格上，已含有与袁不能相容的成分。加以阁员的分配，新旧杂糅（内务、陆、海三部为袁党，财部为共和党，农林、司法、教育、工商四部为同盟会），意见又不一致；内务总长赵秉钧，从未到过国务会议的席上（问其不出席之理由，则曰：“会议时关系本部之事物至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见《远生遗著》）。唐内阁成立后，第一个难问题是财政；财政之所以难，就是除了向外国借款，便无财政可言。

　　而财政总长熊希龄对于借款意见，便与唐不相合；当时帝国主义的银行团（初为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清末组织的，后又加入日、俄两国，为六国银团）想垄断中国借款，藉此致中国财政的死命；唐欲冲破银行团的罗网，向比国银行交涉小借款，触犯了英美等四国帝国主义的大怒，熊原不主张比国小借款，见四国银行团发怒，越加恐慌，因此问题，唐、熊之间时起龃龉；熊欲以辞职拆唐内阁的台，以至在国务会议席上，牵惹熊、蔡（元培）的口角，又引起了章炳麟的移书向内阁谩骂，唐内阁已有不安之势。加以总统府与总理的暗斗，到直督问题发生，唐就不能不走了。

　　唐任总理以后对于袁的行动，处处不肯放松，袁第一次向参议院发布的宣言书稿，即经唐绍仪改纂后发表（见《远生遗著》）；有时总统府发下的公事，唐以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甚至在总统府与袁面争不屈；总统府的侍从武官看见唐到，每每私相议论，说：“今日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但是袁起初也能容忍。到了直督问题发生，袁认为是自己的生死问题，就绝对不肯容忍了。先是参议院在南京议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有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咨议局改为省议会，都督由省议会公举的规定；直隶的民党，运动直省议会已公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此时的王芝祥是附于革命党的要人，举他作直督，就是因为袁世凯既不肯南下，想用革命派的直督去监视他。唐绍仪方在南京组阁，也赞成此议，因以王芝祥督直电袁。未报可，而直省的民党坚持不肯让步。

　　唐入北京后，又以王督直之说请于袁，袁当面许可，唐因此电王来京，并以王督直之说报告直省绅民。但是王芝祥一到北京，所谓直隶的五路军界忽发出反对王芝祥的通电，袁便以军界反对为口实，委王赴南京去遣散军队，唐总理对于王的委状拒绝副署，说政府不宜以军队反对的原故失信于人民；袁则谓除令王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竟以不曾副署的委状交王，唐于次日（即六月十六日）即提出辞国务总理之呈，不告而去。这是袁世凯作临时总统后第一次使用北洋军阀的武力抵抗约法上的钳制（所谓责任内阁制），巩固自己的根本地盘，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管什么副署不副署，责任不责任呢！

　　实际上，《临时约法》此时已经等于废纸，而那些反对同盟会派的参议员和新闻记者，不知此事关系的重要，因为平素不满意于唐的原故，对于唐的辞职出走，反加以嬉笑讽刺；就是同盟会的议员也只以王芝祥督直的目的不能达到为恨，对于副署的责任问题，好像也并未十分注意，何况一般的人民知道什么共和约法、什么内阁的去留呢？此种问题，莫说在英法，就是在天皇大权的日本，假使天皇发下一道没有首相副署的敕任令来，日本的议会和新闻界要发生一种什么喧嚣的状况？是不是“违宪”、“违宪”的声浪，要震动全国？但在中国当时，不过把它当一个通常的内阁崩坏的问题罢了。除了对于继任的内阁人选，钩心斗角去经营，对于违宪的问题，竟好像“熟视无睹”。可怜他们，还在那里“是丹非素”的争政党内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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