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4)_李剑农

六四

　　▼四　立宪党的活动及其结果

　　清政府既以预备立宪为标帜，立宪党人的活动应该比较革命党要顺利一点；在一般主张立宪者的心里，也以为这是一条容易走得通的路。但事实上却不然。立宪党第一个言论指导者当然是梁启超。他在丁未年（一九〇七年）的夏间，便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日本东京着手组织一个政闻社，发表一篇政闻社宣言。宣言的文章太长，此处不能全录，大略前面三大段表示政闻社发生的理由，继则列举政闻社所持的主义“四大纲”：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末段复设为问答之词说：

　　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常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承认为国民之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岂更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己，而吾党虽洞胸绝脰而不敢息肩者也。……

　　这段话仿佛已料到政府要干涉他们，预先把立宪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的大道理去慑制政府，鼓励国内外同志的勇气，叫他们不要怕政府，尽管加入这个立宪团体。但是就梁启超的个人说，他国内的名士同志固然不少，而反对他的敌人，力量之大却没有方法可以制服。第一个大敌是西太后；袁世凯、张之洞屡次受他的言论攻击，也与他绝不相容；他虽说“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但是“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传说已深深印入清贵族的脑中，随他如何矢忠矢信，清贵族是不信任他的。就立宪的团体上说，国内热心奔走于此道的固然不少，但是革命党人则视之为大愚；不惟视之为大愚，并且视之为大敌；因为假使立宪之说深入人心，革命党的势力就要减杀了。所以运动立宪的一条路，表面上虽然觉得顺利，而政闻社在成立的当初，已处于两面夹攻的情势中。丁未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开成立大会，便被革命党捣乱，传为一个大笑柄。章炳麟记述其事如下：

　　阳历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树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右（梁预知革命党将与为难，故招日本力士为护），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等，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

　　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椅格之，金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鼓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继遂言曰：“吾不应参与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坛作酬应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

　　这便是政闻社开幕的活剧。该社虽于开幕时受此打击，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他们看这种捣乱，不过是一部分暴徒的行为，于他们的进行并没有什么损失。除了梁启超几个人以外，他们的社员随即陆续回国，预备在国内活动。到是年九月，有华侨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实行立宪的事；又有湖南人熊范舆等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国内此处彼处常有学生开会，作政治演说；渐至北京也有开会演说的事了；大概都是由政闻社员的活动而来的。但是清政府不管他们的内容怎么样，总觉得这种“聚众要挟”的行为，是不正当；现在既已由皇帝宣布预备立宪了，你们这些小百姓为什么还要胡闹；于是在丁未十一月，有禁止学生干预政治的谕旨，又严谕禁止京师开会演说等事。后来政闻社的旗帜在国内各处揭出来了，清政府便一点不客气，于戊申年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将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看管；七月，复严谕各省督抚查禁政闻社，将该社社员一律严加缉捕，毋任漏网。于是政闻社的招牌完全消灭了。

　　立宪党的政闻社虽然消灭，但是国内与该社同志愿通声气的人士却也不少；在江浙一带还有一个预备立宪公会，在湖北有一个宪政筹备会，在湖南有一个宪政公会，在广东有所谓自治会等，大概都是与政闻社同性质的团体，成立于宣示预备立宪以后。就中以预备立宪公会为最活动。该会的重要人物为朱福诜、张謇、孟昭常、郑孝胥、汤寿潜、许鼎霖、雷奋、陶保廉、周廷弼等，会员多江、浙、闽三省的名士或实业界的人物，在当时颇有声势。他们表面上避去康梁的关系，所以清政府也不便如何压迫他。在戊申年的六月，曾由郑孝胥领衔联名向政府请愿开国会；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移书湖南立宪公会、湖北立宪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的同志，约于是年七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要求都察院代奏；八旗的士民，也有加入的。

　　清政府此时对于政闻社虽用严厉手段，对于这些请愿的人士，因为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有相当的名望的，又与康梁似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虽不曾十分理会他们，也不曾压迫他们；并且恰逢此时宪政编查馆将宪法大纲、议院法及选举法要领编就进呈，因于八月二十七日就将这些法案发布，并颁行一种九年预备的定期，可算为他们请愿所得的结果。不过这种宪法大纲，使他们大大地失望，因为它是纯粹从日本宪法上抄来，关于君主的大权比日本天皇更无限制，只可算为保障君权的宪法，于国民没有什么好处，其条文附后：

　　关于君上大权：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君上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院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
　　—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
　　—君上有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

　　—君上有统帅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调遣常备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遣派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君上有爵赏及恩赦之权。
　　—君上总揽司法权，惟委任审判衙门，须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君上有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不以命令更改或废止。
　　—凡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国会协议。
　　—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关于臣民权利义务：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附言）这种宪法大纲完全没有评论的价值，因为当时的编查馆完全受清皇族的宰制，而皇族中以载泽为编纂的主要人员。载泽在日本考察宪政时，伊藤博文为他讲演日本宪法，把天皇大权说得特别重大，对于天皇大权的限制多略未说及。而载泽又不通日文，全凭编译人不确切的口述和笔述，以为日本宪法真个如此，伊藤所传授的宪法精义真个如此，所以就很高兴的赞助西太后立宪而定出这种宪法大纲来。伊藤氏的讲演词见《民报》第三号，并有汪精卫很锐利的评语，因原文太长，此处不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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