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9)_李剑农

四九

　　▼二　反动的演进——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

　　戊戌八月西太后再行临朝训政，为反动的开始。一方面排除所谓新党，除前章所记捕拿康梁，杀戮六君子，谪戍张荫桓，永禁徐致靖以外，凡与维新有关系的人，一律革黜，最著的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尚书李端棻等。一方面布置亲信刚毅、荣禄、启秀等以次入军机，实授裕禄以直隶总督。北洋各军，向由直督节制指挥，荣禄既由直督召入军机，仍旧节制北洋各军，仅以裕禄为帮办：这是西太后巩固枢府实权的办法。于是将前百日所举办的所谓新政，在一个月内，一律翻过来：

　　一、命京内詹事府等饭碗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
　　二、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
　　三、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
　　四、命各项考试仍用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
　　五、停止经济特科；
　　六、废农工商局；
　　七、废官报局；
　　八、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九、禁止结会；
　　十、禁止报馆，严拿主笔。

　　总括一句话，就是一切仍旧。在那年十二月里，有位新授湖北的巡抚曾铄，奏请变通成例，先后被人参劾，说他“擅请变法，莠言乱政”，就赏他一个“革职永不叙用”。从此没一个人敢言及“新政”两个字了。但是在西太后和亲信的后党心里，还有一个不曾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光绪帝的皇位。从戊戌秋到庚子夏，两年的反动期间，所日夜经营不能放过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八月政变以前，本已密定了天津阅兵藉行废立的计划。及政变起后，光绪帝已幽于瀛台，兵也不用阅了，光绪帝病重的谣言也散布满了，要废就可以废了。但是老于世故的西太后，知道外重内轻之势已成，虽然拿住了直督和北洋军事权，却不知南方各省督抚的意思如何，因令军机处密电南方各督抚，探询意旨。不料遇着一位不辨风色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出什么“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十二个字来，把他们的计划顿挫了，光绪帝有名无实的皇位又暂时保住了（这是戊戌冬间的事）。

　　到己亥年冬间，西太后和刚毅等到底忍不住了，因为康梁在海外天天倡保皇，不把这个保皇的目标更换终究是祸。荣禄比较慎重一点。有一位被西太后极敬重的老理学家徐桐，和启秀、崇绮很明了太后的意旨，于是这个问题又发动了。

　　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说：

　　“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崇、徐、启）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勿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防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嗣，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己亥十二月）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銮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

　　这便是所谓“己亥建储”的由来。

　　这次的动作，依荣禄的计划，算是很慎重了；怕刘坤一又行反对，就预先命他来京陛见，以鹿传霖署理两江总督，这就是“调虎离山”的方法（次年仍命刘回两江）。李鸿章这时候很失势，是不反对的，就命他去作两广总督；因为康梁在海外联络华侨倡保皇，华侨多粤籍，恐怕广东出甚变故，所以要李去镇压。这种布置，算是很周密了，不料上海又伏着一些什么志士经元善、蔡元培等联络绅商千余人电争；海外华侨数十万人也相继电争；大阿哥虽然立了，皇位的授受到底还要再等机会。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些反对的电报也并不十分怕，他们所不敢即行的原故，还是不明了外国人的意旨。于是使人讽令外国公使入贺；假使外国公使对于立大阿哥的事肯来道贺，便是赞成废立了。但是外国公使却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愤极了，非借重八卦教的义民不可了。

　　八卦教的义和拳远源起于嘉庆时，现在不必详叙。利用它作排外工具的人，最初是李秉衡、毓贤，其次廷雍、裕禄，其次刚毅、载漪而达于西太后。李秉衡、毓贤、廷雍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国民心理的，刚毅、载漪、裕禄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政府心理的。光绪乙未，李秉衡作山东巡抚，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很奖许他们；丁酉十月，大刀会杀德教士二人（便是德据胶州湾的导源），因德人的要求，将秉衡革职。毓贤以曹州知府至藩司，是秉衡所最亲善的，到己亥二月，任山东巡抚，循秉衡的旧规，奖励大刀会；“匪”首朱红灯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的旗号，毓贤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旗，杀教民，焚教堂。因为法国公使的责问，乃召毓贤入京，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力剿，把朱红灯捕获杀了，山东的拳党就转入直隶去了。

　　毓贤在山西尝向他的僚属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其一我也。”这是很确切的自白。到庚子春初，“拳匪”蔓延直省，吴桥令劳乃宣严禁传习，并上书建议督署。总督裕禄以劳书示臬司廷雍及藩司廷杰。杰恶劳不先白司，廷雍则已暗与“拳匪”联为一气，因此将劳乃宣的建议置之不理。不久，裕禄也赞许了拳团；到三四月间，拳乱就蔓延直省各县了。这是廷雍和裕禄在直隶养成拳乱的初步。毓贤前由山东入京后，向端王载漪（大阿哥的父亲）、大学士刚毅等夸说义和团如何的忠勇可靠，载漪、刚毅就很欢喜地据以入告西太后（毓贤因此得授山西巡抚）。

　　及至“拳匪”在直属各处肆行焚杀教堂教民时，西太后一面严谕拿办，一面命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途前往解散。其实并不是命他们去解散，而是命他们去察看这种“义民”的情形的。舒翘看见这些义民都是市井无赖，知道他们不足用，但是不敢违背太后的意向，就报告太后，说他们真是很可靠的义民。刚毅不惟说他们可用，并且和载漪等把这些义民引导到北京来了。这便是义和团入北京的由来。

　　拳民入京后，政府应付的经过，恽毓鼎的记述最为可靠，因为他是当时参与御前四次会议的人，现在把他的记述附录在下面：

　　……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于马家埠；日日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其时使馆街西兵，环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皆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刚毅则出京察看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

　　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谓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许，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

　　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奏曰：“臣等尚有书。”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办。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惊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动摇矣。”太后力辩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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