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8)_李剑农

四八

　　三、生活的不安

　　自五口通商以后，外国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固有的旧式工业受了压迫，失业的人渐次增多；加以累次对内对外的用兵，因军费赔款、横征暴敛而生出来的负担加重，军事完结后，兵勇的解散，溃卒的流亡；并且自光绪即位以来二十余年间，没有一年不被天灾，或大水，或大旱，或河决，北方几省尤甚（试参看文明书局出版的《清史纪事本末·光绪入继》一篇可知）：皆足以扩大失业人民的数量。概括言之，就是民众的生活上受了压迫（即所谓经济的压迫），社会上必然生出不安的现象来。但是这种经济的压迫，上面所举三种人的第一种（握有权位的亲贵），自然是不会感觉的；就是第二种（一般士大夫阶级），感觉得也很少。第三种所谓失业的群众，本是由经济压迫所产生，对于这种压迫，自然特别感觉痛苦。

　　但是他们只知自己的生活无所依靠，却并不知他们的生活所以失靠的真正原因。他们很笼统的思维，以为使得我们穷困都是由于中国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负。修铁路，开矿山，把我们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设教堂，把我们的神祗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们一天穷困一天。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穷困，非把一切洋人驱逐出去不可，那班信洋教、讲洋学的人都是汉奸，也非一律杀掉不可。他们把一切的害恶，笼统归纳到“洋教”两个字上面。但是看见洋人的兵舰枪炮却着实利害，于是想到“封神”、“西游”在戏台上所表显的神通法力，必定是有几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数的奸猾者借以哄骗多数，渐至彼此互相哄骗，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骗自己。这便是所谓群众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为借神力以排外。从德国夺取胶州湾后一年半间，山东一省闹出来的路、矿、教三项外交案，共达一千余件；从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夏几个月间，拳民的聚积达若干万人，都是由这种群众心理结合而成的。

　　四、政争的阴谋

　　自戊戌变政以来，西太后痛恨光绪帝，痛恨康梁；一般依附西太后谋得政权的人，也和西太后一样的心理。但是康梁的逃走，都是由于外国人的救护（康之脱险，由上海英领事的救护，见梁启超《记南海先生脱险事》；梁之出险，由日本大岛兵舰之保护）。后来康梁在外国倡立保皇会，外国人不惟不加以干涉，并且还予以保护，于是由恨康梁之心，而迁怒到外国人身上去了。

　　罗惇曧的《拳变余闻》上述说：“刚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启超《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又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又说：“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职，乃大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说：“义和团为邪教……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猝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以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载漪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可见，西太后和一班亲贵的反动心理，又别有所在。

　　上述四种反动心理，第一、二、三是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群众所同具的，可命之为国民的心理，第四种是政府当局独具的心理，合起来遂构成一种大大的反动势力。反动虽同，所要求的却不同。国民的心理是公的，愚而可恕；政府的心理是私的，就悖而不堪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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